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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圈 独家文学手册（第2页）

遭到打压的身体并非总是一味地逆来顺受。“我”通过把“失却新鲜度的现实”“半是腐臭的现实”当成最适宜“我”的现实，从而实现了对语言这一说压抑体制的想象性超越。这一认定带来的直接成果就是：与其勉强言说，毋宁放弃言说。正是这一放弃之举直接铺就了“我”日常生活中通往沉默之路。在沉默中，“我”充分施展自己的“权力意志”，不独做自己的主宰，而是世界的主宰。主人公内心为自己描绘的“暴君”图像，建立在对语言社会中规则的拒绝之上。他用沉默占据了语言的制高点，因此不再是个挣扎不出的可怜的小鸟，倒更像是一个八面威风的秃鹫。“我”的残暴无须用明确而流畅的话语来维持其正当性，因为只要“我”沉默就可以使一切残暴正当化。绝世独立的秃鹫以不言之言，为“我”言说的身体筹划了一个理想的位置，且彰显了“我”对共同体的放逐。

《金阁寺》中主人公身上这种贯穿全文的幻想性，并不单是纯粹的幻想或逃避，而是对现实的一种挣扎和反抗。

“口吃”这一身体特征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但并非一成不变。“口吃”根据不同的环境，延伸出两种其他的状态，其一是“沉默”，其二是“流利”，即“不口吃”。

如前文所说，“沉默”是一种对语言体系的反抗。而在文中偶尔出现的几次“不口吃”的场景，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不服从和抗争。

“喂，沟口。”

我默不作声，直勾勾地盯着他。他对我微微一笑，带着掌权者的几分故作姿态。

“干吗不回话，你是哑巴吗？”

“他是结结结……结巴!”

他的一个崇拜者代我回答。众人笑得前仰后合。嘲笑这种东西是多么刺眼啊!在我看来，同学少年们那青春期所特有的残酷嗤笑，仿佛茂密树叶上反射的阳光一般炫目。

操场上孩童们众星捧月般地围坐在那个海军机关学校的学生——“英雄”周围，“我”则独自坐在远离众人的地方瞻仰。“我”心目中的那个“英雄”无疑是操场上这一小型集体的中心所在。如此看来，他特意朝着远离圈子之外的“我”询问，内中自然带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挑战意味。他大概是把“我”远离众人这一举动理解成对他的不屈从了。作为掌握权力的人，他绝对不能容忍“我”的身体游离在共同体之外。当得知“我”是个口吃时，这位“英雄”汇集了在场所有人的哄闹能量开口说：“口吃这种小毛病，一天就能给你治好喽!”这番言辞从里向外透着一股权力固有的霸气。主人公听到此处，忽而流利应答说：“不去。我要当和尚。”

原本口吃的主人公此处的应答非但不口吃，且十分流畅，仿佛与意志无关一般脱口而出。这看起来实在让人觉得匪夷所思。那么，该从何种角度来理解此处的流畅呢，是顺从抑或抵抗？

“我”以出人意料的流畅，回应了对“我”的询唤。这看上去似乎是一种服从。不过，这种服从或许更有可能是一种表面现象。这种流畅的发言，顺应了共同体中的流利法则，消解了“我”口吃者的身份。这一点与“我”的空间位置的选择可以说异曲同工。“我”之所以会选择一个远离权力中心的位置坐下，与其说是感受到了共同体对“我”的排斥，不如说是“我”的主动出击——“我”不待排斥，已将身体撤离。

战后的日本

想要更好地理解语言、权力和口吃之间的联系，我们不得不了解故事中的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日本的战败。

1945年，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战后，数十万美国军队进驻日本，对日本进行了长达数年的全面管制。

小说第三章后半部分有这样一段内容。“我”遵从父亲的遗愿到金阁寺做了和尚。一个雪天，占领军的美国大兵开着吉普车来寺里游览，随行的还有一个日本妓女。“我”应老导游之召给美国大兵做翻译。美国大兵搀扶着那个妓女下车后，两人不知为什么事发生了龃龉。大兵愤而将那女人打倒在雪地上，并命令“我”上前用脚踩踏女人的肚子。

这就是小说中重点描写的“雪地踩踏事件”。就写实性而言，这一段描写当属小说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勾画出了那一时代的典型特征——战争、战败、美军对日本的占领。相对于口吃这一微观化的个人叙事，美军占领日本无疑是一种更为宏大的历史叙事。

第二天是星期日，老导游一大早就来叫我。

原来门还没开就有外国士兵要来参观。老导游打手势要他们稍等，便来叫我这个“懂英语的”。说来也怪，我的英语比鹤川说得还利落，而且说起英语来从不结巴。

大门外停着一辆吉普车。一个喝得酩酊大醉的美国大兵手扶大门柱子，俯视着我，轻蔑地笑了笑。

在此应有一问，比起说日语时必定口吃的“我”，为何在雪地踩踏事件中说英语时却不口吃了？

美国大兵说的是英语，英语对当时的日本来说，本身就象征着一种管制。美国大兵无疑就是权力在当下的具体化身。

在美国大兵面前，“我”说的是英语，而非“我”所归属的那个共同体的语言——日语。“我”虽然说的是英语，但就身份而言却不意味着“我”位于英语共同体之中。不仅是因为“我”是黄种人这一显而易见的外在原因，还因为“我”本来也是英语“占领”下的日语共同体中的一员。对美国大兵而言，“我”的口吃并不是“我”的属性。

使用英语的“我”，既不属于英语的共同体，也不再属于日语的共同体。

此时所有曾令“我”感到万分压抑的证人以及见证全都消失不见了。表面上看，美国大兵和那个日本红衣女郎都可充当通常意义下的证人或见证者。然而这种监视或见证不过徒有其表!且不说雪地踩踏事件本就是美国大兵一手策划导演的，就算他作为证人见证了事件全过程，这见证对“我”来说也不构成任何威胁。因为只会讲英语的美国大兵，他绝无可能在使用日语的环境中指证“我”。

而那个被“我”踩踏过的红衣妓女虽然与“我”同样使用日语，且又是被害者，最有资格做证人。然而她作为娼妓的身份，已将她置于不利地位。说到底，她和“我”在本质上都是被共同体边缘化或者说被他人所排斥的存在。

借助英语共同体对日语共同体的占领与管制，“口吃”这只小鸟才终于得以展翅翱翔，主人公找到了主体解放自身的道路。

最后，我们回到金阁寺本身，口吃的主人公为何会痴迷于金阁寺之美，又为何要烧毁它，也许就有了答案。

金阁寺作为日本的国宝，毫无疑问是日本传统美的象征。

受出身武家名门的祖母影响，三岛由纪夫自幼就对自己的武士身份有一种贵族式的骄傲和自豪，向往着效忠天皇。因此，战争开始后他便应征入伍，却因为身体孱弱，体检不合格失去了入伍的资格。自己由于体弱没能去打仗，但同年的许多友人都奔赴战场甚至战死了。这无异于是被贴上了“于国家无益的男人”这一标签，对自负的三岛是极大的打击。

在日本，天皇绝不仅是政权的首脑。日本的神话中，天皇是天神的后裔。在日本历史上，虽然天皇有很长的时间并不掌握实权，却是主持祭祀、被民众信仰的精神领袖。这一点在明治维新，日本进入近代化社会后依然被保留了下来。在战争期间，所有的人都祈祷着死后会一致地回归天皇身侧，进入这个死者的共同体。天皇被虚拟化、神化，士兵和民众通过这种虚假的信仰被凝聚在一起，形成了一种集体性的幻想。这种信仰固然虚假，但身处这种集体性幻想中的民众和军人确实获得了一种集体中的安全感甚至荣誉感。

三岛无疑也是向往这种集体性的精神依托的，这一点从他生涯后期对神化的天皇的疯狂崇拜和对武士精神的推崇上便可见一斑。但正如《金阁寺》中的“我”因为口吃一直被排斥在集体外一样，三岛孱弱的身体、脆弱的精神，无疑将他排斥在这种幻想性的荣誉感之外。文中的“我”的痛苦，与三岛由纪夫青春时一直经历的痛苦，可以说在本质上并无差别。

但战争宣告结束，天皇宣布投降，现实中的天皇形象开始背离虚拟的、神化的天皇形象。甚至在美国的管制下，日本政府不断地对天皇进行去神化。天皇由神退化为了人，日本人长期以来支柱般的信仰崩塌了。美国军队在日本国内肆意妄为，宣示着美国人的优越感。日本民族长期以来虚假的自豪感与荣誉感消失殆尽。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传统文化日渐式微。人们对金阁寺所代表的传统美越来越不感兴趣，现实中的金阁寺成了普普通通的旅游景点，不再像往日那么受人敬畏。

可以看出，文中“我”对金阁寺的感情变化，与三岛由纪夫对天皇的情感变化几乎是重合的。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研究都会认为金阁寺正象征着天皇。

日本战后初期是信仰缺失，既有的社会秩序崩坏，充满混乱和迷茫的时代。这种混乱和迷茫，在几乎日本所有战后派作家的作品中都有体现。但与此同时，在战后的废墟上，正因为无序，所以也存在着自由的气息，即使这种自由往往伴随着空虚和虚无，但也的确在孕育着新生的可能性。

由于外来势力的强制干扰，日本千年来至高无上的皇权和支配性的信仰崩溃了。对三岛由纪夫来说，战前那个迷惘而痛苦、孱弱而无助的青春，也随着对天皇信仰的崩溃一同结束。如同口吃的少年点起了一把火焰，将心中的执念焚烧殆尽，《金阁寺》这本书本身也如同三岛点起的一把火焰，烧尽了他过去的一切迷茫和执念，让他能够坚定地在自己认定的艺术道路上走下去。在他后期的作品中，早年如《假面的告白》等作品中那样常见的迷茫和空虚不复存在。他甚至开始疯狂地锻炼自己的肉体，孱弱的身躯变得像健美运动员一样强壮。

无论三岛最后走向的人生结局如何，其思想及艺术呈现的复杂形态，其多样化的人性挖掘与探索，都通过这把火焰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内在推力。他终于如愿以偿地掌握了自己的人生。也许正像作品末尾他借主人公之口发出的那句感叹：

我想，我要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