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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神（第17页）

袁隆平心里是多么高兴啊！

没有。时刻把农民放在心里的袁隆平，在增产中看到了“三系法”的不足，在喜悦中产生了新的苦恼。这种三系法，由于要“三系”配套，一批种子的获得，要好几次手脚，前后要两年时间。由于生产程序繁杂，杂交种子的成本就高了。能不能再简化一点呢？那样，制种的成本就降低了，农民兄弟的负担就减轻了。袁隆平无时无刻不在苦思苦想着。

有心人的目光是异常敏锐的。科学家的眼睛每时每刻都瞪得大大的。

有一天，袁隆平浏览报刊时，突然，他的目光在一行字上停住了：湖北发现光敏感核不育水稻。他的心突然动了。他知道，所谓光敏感核不育，就是这水稻“育”与“不育”受到光照的作用。同一个稻穗，光照时间长它不“育”，有雄性不育株的作用；而光照时间短，它却又恢复了“育”的功能，这时就能起到保持系的作用。他的心里翻滚起来，如果采用这种稻子来做杂交材料，不是可以减少一个程序吗？

科学家的头脑里，又现出了一条清晰的路。培育出“三系法”、“两系法”，进而实现“一系法”。就像数学王国里哥德巴赫猜想中的从1+2到1+1一样。

这时，袁隆平关于杂交水稻研究的科学思路，更加宽阔了，更加完善了。

一条科学思想的开辟，就能引出一片新的天地，就能闯进一个新的领域。这就是科学家不朽的贡献！

当发现“野败”，实现杂交稻的“三系配套”后，有人曾经不以为然地说：“那是李必湖碰上了狗屎运，找到了一株雄花败育的野生稻！”袁隆平立即站出来，驳斥这种观点，充分肯定李必湖发现“野败”的功绩。

“有人讲李必湖发现‘野败’是靠运气。这里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必然性往往寓于偶然性之中。一、李必湖是有心人，是专门来找野生稻的；二、他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当时全国研究水稻雄性不育性时间比较长的，只有李必湖、尹华奇和我。所以宝贵的材料，只有触到我们手里，就能一眼识破。别人即使身在宝山，也不见得一定识宝。这就是李必湖发现‘野败’的必然性。”

不久，日本学者报导了水稻广亲和基因研究结果。袁隆平获奖后，脑子里连连进溅出火花。所谓广亲和，就是很容易和其他品种结合。如果用光敏感核不育基因和广亲和基因结合起来，不是既可以实现籼粳亚种间有利基因的重组，从而通过水稻亚种间杂交优势的利用进一步提高杂交稻的单产，又减少了制种的程序，降低了种子的成本？

1986年4月，袁隆平应邀参加在意大利的米兰附近召开的“无融合生殖”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是一个新的研究课题。袁隆平在会上介绍了我国的研究动态，同时也获得了世界各地的信息。同年，他在《作物杂志》第三期上，发表了《利用无融合生殖改良作物的潜力》的重要论文。这次会议，对于他的杂交水稻研究新思路的孕育、成熟，发生了重要影响。接着，他写出了《杂交水稻育种的战略思想》的重要论文（《杂交水稻》1987年第1期），在这篇论文里，他高瞻远瞩地、大胆地、科学地把杂交水稻育种分为互相衔接的三个战略性发展阶段，即以三系法为主的品种间杂交优势的利用；两系法为主的籼粳亚种间杂交优势的利用；一系法为主的远缘杂种优势的利用。

1987年，他的这一科学思路，通过了国家“863”计划生物技术领域的论证，国家正式批准把水稻两系法亚种间杂交优势利用研究，列为生物领域第一专题主项。从此，全国许多单位开始了两系法亚种间杂交水稻的研究。袁隆平领导的湖南省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正式成立了两系法亚种间研究室。

新的登攀又开始了。

科学犹如登山，越往上走，越艰难。

人们只看到科学家头上的光环，科学家成功的荣誉。人们哪里知道，在这“光环”的后面，在这“荣誉”的后面，科学家付出的血和汗！

有一次，袁隆平带领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十几位科研人员，冒着酷暑赴长沙县春华山乡考察早稻，次日回到单位。半夜十二点，他正要上床休息，一封加急电报送到他的手里。这是国家计委、科委两位负责同志发来的，要他火速赶到武汉商量要事。可是，后天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要召开亚种间杂交课题碰头会，自己是这个会议的主持人，不能缺席。而这中间的时间仅有一天一夜。怎么办？他想了想，立即决定：夜奔武汉。

“都十二点钟了，这么急？能不能明天走？”妻子担心他的身体。这几天他胃又不好。

“不行！”

他立即出门了。此时已是凌晨二点。外面风雨交加。载着袁隆平的那辆上海小车，亮出两束光柱，飞速向武汉驰去……

次日上午九点三十分，小车跑完了400多公里路程，到达武汉。袁隆平立即去见两位负责同志。两位负责同志没想到他来得如此神速。知道原委后，深受感动。

事情办妥后，已是晚上11点50分钟了。

由于通宵未眠，过度疲劳，袁隆平的胃痛得更厉害了，每顿他没吃什么菜，只吃两个小笼包。两位负责同志硬要他住下来，可是他想到第二天的会，又偷偷地朝他的小车前走去了。

深夜12点，他们又从武汉出发了。

小车司机戴松平，一直不说话。袁隆平觉得连夜让他开车，他太累，便有点过意不去地对他说：“小戴，苦了你了。实在没有办法，明天我要主持会……”

戴松平的眼睛湿润了：“袁老师，我晚上没睡，可我白天睡了。而你，白天没睡，晚上也没睡啦！你，你这是在拼命呀！”

凌晨7点，袁隆平回到了长沙。匆匆吃了点饭，就往会议室走去了。

1987年7月12日。

袁隆平从北京乘61次特快，赶往安江农校，考查该校杂交水稻研究室技术员邓华凤的光敏不育系的研究情况，以便确定是否召开专家、学者鉴定会议。这时，他离开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十多天了，心里一直惦记着“中心”的工作，却又不能在长沙下车，回“中心”去看看。于是给“中心”发了电报，请单位的领导到长沙车站站台上见见面。“中心”副主任冯玉秋和毛昌祥，按时来到了长沙车站。

站台上人来人往，一片喧嚣。

老冯和老毛简要地向他谈了“中心”的情况和急待解决的问题。袁隆平一一谈了自己的意见。

“叮叮叮……”

开车铃声响了。列车员提醒袁隆平上车。他一边往车上走，一边把没有说完的话说完……

像这样的生活场景，在袁隆平的生活里是常常可见的。这里，不妨录下一封袁隆平给他妻子的信。从这封普普通通的家信里，读者们也许能掂出袁隆平生命中每一个日子的份量：

哲妻如面：

上月24日离家，今天是3月9日。屈指一数，离开你们才13天，却觉得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似的。这说明我对亲人切切思念的心情。其中一个主要因素，恐怕就是对你双腿有时感到乏力的担心。唐医生所开之药的效果怎样？如果仍无好转迹象的话，应及早去怀化诊断，并速信告我，以便来长沙医治。

寒假期间，我自由自在，得到了充分的休息。但也有一件事使我感到遗憾和内疚。即对五二、五三（他的二子、三子）的学习抓得不紧。父不严加上母又太慈，致使孩子学习不好，是我之过也。前几天在北京新华书店见到《文科综合辅导与训练》一书，特给五二购一本，希望他认真地看看，同时你也要督促他做书本的习题。

自离家以后，工作一直很忙，且到处开会。2月27日赴杭州，开了两天会，随即到北京，在中国农科院讨论“七·五”重点科研攻关计划。昨天（8日）早晨离京，今晨抵长。本拟11日去海南的，可又接省政协紧急通知，要我12日到北京开政协常委会，为期5天。由于我多次请假未参加政协会议，这次不好再托故请假了。我计划19日返长，停两三天，然后去海南。3月25日开始的全国人大会就不参加了。4月初再回长沙，4月15日要去北京，18日乘机经西德的德兰克福赴意大利米兰，4月21至25日赴米兰北部的一个小城市开会，26日启程回国。估计5月初才能返湘，然后抽空回家一趟。如时间允许，我们一道去重庆接奶奶。

以上是我近期的日程安排。让你知道，以免惦念。到北京后，再告诉你我的住址，以便有急事好及时联系。匆此。

顺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