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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灭的烛光(第2页)

十七、八岁,人生的花季。一个个热情奔放的年轻的人心里,谁没有装着一个美妙的理想呢?那阵儿,杨承恩是湖南师院附中的高材生,《中学生》杂志的数学难题征解时,时有他的解答。他买书读书,读书买书,心里想着的不是当一个教师。然而,在那一个时代里,尽管他高考时,成绩名列前茅,却仍然被分配到岳麓山下这座师范学院里。从此决定了他以后的人生道路。

那个年月,干部犯了错误,被贬去做教师;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被发配去读师范,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我没有细问他是什么家庭成份,只在闲谈中了解到,他的祖父死得早。为了生计,年轻的祖母,带着他年幼的父亲,进了一家英国人的教堂做女佣。祖母吃苦耐劳的品德,赢得了教堂牧师们的好感,在教会的资助下,他的父亲进了一家教会办的学校,读到中学毕业。父亲中学毕业后,成了一位中学教师。母亲是一个医生,并在益阳城里开了一家私人诊所。日子过得颇红火。1949年,我们的民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精明的母亲,把自己的诊所交给了人民政府。她只身来到省城长沙,在岳麓山下一所高等学府里当了一名校医。只上过中学的父亲,也从中学到中专、继而到大学教书。

他在岳麓山下那美丽的校园里生活了四年,被分配到资江边的益阳市二中教书。这时候,他的身边多了一个她。她也是一位教授的女儿。他们是师范学院的同学。他第一次给她写信,是请她到那里去看书,说他买到了一本好书。他们都爱书。书成了他们的媒人。毕业后,便结伴踏上了漫漫人生旅途……

在中学一干就是十多个春秋。尽管,他最初的理想并不是做一个教师。但既然已经做了一个教师,就要对别人的子弟负责,对民族的未来负责。他以这样一种责任感走上讲台,开始他的教学生涯。他知道,名师才能出高足。要使学生学到更多的知识,就必须不断地丰富自己,充实自己。他教学认真,又多才多艺,能力很强。他担任班主任,学生既喜欢他,又慑服他;他担任数学组组长领导学校的数学教学有声有色,使益阳二中数学组成为全市突出的先进典型。他已粗通英俄两个语种,又抓紧业余时间,拼命地向书本学习,向前人学习,向别人学习。很快,他成了全校最受学生欢迎的青年教师和教学骨干。

不久,那个惹世人赌咒、遭后人评说的年代来到我们民族的面前。他不是天才,他是一个凡人。他也有着一腔那一个年代里年轻人都有的政治热情,也有着那一种虔诚。学校成立革命委员会时,他成了“革委会”里的一名常委。当然,他绝不会动手打人,更不会去参加什么武斗。运动深入了,实践使他变得聪明。他冷静下来了,悄悄地退到一边,一头扎进了书的海洋。为了使自己获取更多的知识,他自学起英语来。那是一个发疯的年月,人们视书为祸水,视知识为祸水。他不仅“啃”书,而且“啃洋书”,学“洋语”。他订阅了英俄文杂志并开始了翻译工作。他的英文水平就是在这时候有了长足的提高。他将国外计算机应用这一新兴应用数学学科的成果的论文,翻译多篇投给国内的刊物。短时间内,就有四篇在《计算机应用与应用数学》杂志上刊登。同时,他在应用数学自学的道路上,迈出万里征途的第一步,为他日后从事的科学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

1977年,一股春风吹遍我国大地。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了。大学里也极需充实一些确有真才实学的教师。他就凭着这几篇高水平的翻译文章,被长沙铁道学院录用。从此走上了大学讲台。

站在大学的讲台上,面对这些天之骄子们,以数学严密的推演,富于思辨的论证,或中文或英文地讲述数学的林林总总,有一种叱咤风云的气派。他那讲话彬彬有礼的形态,探讨问题丝丝入扣、且非常有分寸的气质,都透露出一种旁人无法否认的尊严和清高的人格力量,都传达出一种学识的渊博和胸怀的宽广……所有这些,把那些口味很高的大学生们深深地吸引住了。下课铃一响,一个女生很是感慨地对一位同学说:“大学老师就是和中学老师不一样。听他们的课,感到面前无比的开阔……”哪知,这位同学颇为了解这位和他们差不多同时来到大学校园的杨老师。他告诉这位发感慨的同学:“杨老师刚刚从中学里调到这里来。”

“是吗?”这位学生一下子愣住了。

不久,国家有关部门准备选送一批优秀的大学教师到国外深造。公平竞争。公开招考,择优录取。杨承恩参加了。考分出来了。他英语听、说、写成绩优秀,名列全院第二。他被国家派到英国伦敦大学深造去了。

正当他在创造生命的辉煌,他的生命却遭受着一种严重的威胁。

1991年刚刚降临人间,他们这个平静的家庭里突然被一片阴云所笼罩。那是星期三,学院里对老师进行体检的结果下来了。医生告诉他,肺部有结节影,让他去医院复查胸片。夫人听到这个消息后,拔腿就往医务所跑。

“结节影是什么?”她劈头就问。

“可能是肺结核,也可能是癌,也可能什么都不是。”医生淡淡地说。

“癌?”她如同触电,一下子呆住了。好一阵,她才像是和别人堵气似地说:“这决不可能,决不可能!他一不抽烟,二不喝酒,不可能是。”

事实却无情地向她袭来。这一年的春节,他们全家在一片惶惶之中度过了。不管是不是癌,他们都准备听从医生的话,做右上肺叶切除手术。杨承恩是一个性格要强且又内向的人。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他都在心里默默地承受。他依然不声不响地干着自己觉得必须尽快干完的事情。这时,美国《网络》杂志主编对他的论文《最小平均加权长度圈问题的原始对偶算法》给予高度评价并决定刊用的同时,亦提出了两点修改意见。他决定在动手术之前把论文修改打印出来。于是,他让女儿拿来了打印机,把病房当书房,把病床当书桌,倒下方凳,伏“案”工作。医生和病友都被他这种视事业如生命,视事业胜生命的精神所深深感动。

手术终于在令人忧心忡忡的日子里做完了。病理报告上,赫然写着:“疤痕癌……”夫人梁教授看到这黑色的三个字时,几乎要昏过去了。然而,她心里十分的清楚,自己一定要坚强。自己的坚强,就是给先生战胜病魔的一份力量。她请求医生另写一份假报告,只是说:“疑为癌前病变……”

数学家的头脑是极精明的。夫人这笨拙的欺骗,又哪里瞒得过他?然而,他深深地理解相濡以沫几十年的夫人的这片良苦用心。他像是完全相信这个报告一样,显得十分的平静。6月,结束了化疗以后,他决定返回学校。他的心里,惦记着他的两名耽误了数月学习的研究生。一回到家里,马上叫来他们,撑着病体在家里对他们进行指导。检查他们的学习情况并布置他们的选读论文。他是一名严师,生怕学生只图个学位的虚名,而不在学业上下功夫。于是,他将家里小小的客厅变成了课堂,师生围着饭桌而坐,每周上课两次。而到了下半年,他竟开三门课。除了自己的研究生外,还有进修教师和旁听的研究生。他在自己热爱的讲台上又神气活现起来。

他在讲台上站了三十年。他当然爱他的讲台。除了将知识传授给学生外,他又一头扎进了科研领域。1979年,他到英国伦敦大学进修了两年半,使他在自己热爱的科学领域里愈走愈深。这些年来,他在美国《科学院年刊》、《网络》杂志,在德国的《欧洲运筹学》杂志,在新加坡的《亚洲太平洋运筹学》杂志等等有影响的国际刊物上发表了十余篇论文,在国内发表二十余篇论文。这些成就,在国际国内同学科领域令人瞩目,先后被新西兰、加拿大等国的一些名牌大学聘为客座教授,被美国《数学评论》聘为评论员,被录入美国马奎氏世界名人录和世界科技名人录……

病魔,在一步一步向他逼近。1993年10月,他的病情已经很重了。这时,正是学院建院三十周年的时候。院里组织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他所在科研所,准备举办一场论文报告会。他毅然走上讲台,进行了三十多分钟的演讲,赢得了与会者热烈的掌声。没有想到,这就是他最后一次走上他心爱的讲台啊!

我们成了病友。这是他生命的最后的日子。我对他说,他也对我说:“我们认识得太晚了,太晚了。”开初,他还能走到我的病房里来坐坐,慢慢地,他就不能走过来了。常常是我到他的病房里去看他。他还能坐在沙发上和我聊人生,发感慨。再往后,他就不能坐到沙发上来了,总是歉意地对我说:“实在对不起……”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是他的学生来了,他就会问他们的学业和工作,指点他们参与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的进展,和他们一起探讨学术问题。这时候,他的病似乎一下子轻了许多,他的心情也顿时好了不少,这比什么样的药物都灵验……他最后两名硕士研究生两年半的教学和学位论文,都是他撑着重病之躯指导完成的。从1991年到1994年,他每年仍有两到四篇论文在国外一流杂志上发表……这就是老杨,这就是我们的杨教授!

老杨终于走了。静悄悄地走了。他死的时候,也像他活的时候一样,生怕麻烦了别人,生怕干扰了旁人的生活,默默地去了那个终归每个人都要去的世界……

那几天,我的心情很是沉重。常常在这样的时候,我的嘴很笨,总是找不到十分恰当的话来,安慰他心爱的夫人和儿女。直到过了不短的一段时间,我才来到他工作的学院,来到他的家里,来到他的同事和学生中间,听他们讲他过去的故事。一位该院从前的硕士毕业生,如今在英国一座大学里任教、且在学业上取得显赫成就的教授,刚回他的母校办事,听说我来采访杨教授,连忙赶了来,谈他眼里的杨先生,谈他心里的杨先生……

在他的家里,他的夫人梁教授端来一大叠世界各地寄来的信件和书刊。有些是发表他的论文的样刊,有些是要聘任他担任编委、评委什么的函件,有些是通知他的英名又被录入某一种世界名人录……

面对这一件件世界各地来的信件、书刊,我仿佛觉得,一个活脱脱的学者站立在我的面前。我突然想起了那著名的诗句:“有的人活着,但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但还活着!”杨承恩,在他不太长的有知有形的生命里,塑造了一个无限无形的生命。这是一个永恒的精神的生命!

1994年11月16日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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