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斌,只不过是我国南南北北呼唤建立市场经济体系的千千万万勇敢者中的一员罢了。也许,他们当时、甚至现在都没有上升到多高的理论认识,只不过在实践中深切地感觉到,只有那样做,才能更快地发展我们的经济。
结了近四十年的一块坚冰,开始松动了……
在邵东,“姜斌事件”就这么暂时悬下来了。
这时,邵阳市和邵东县先后组织干部赴福建、温州参观。这一次参观,极大地开阔了干部们的眼界,加深了他们对商品经济(当时尚未称市场经济,对市场经济还有一点羞羞嗒嗒)的认识。县委书记邓卫中等的态度更明确了,他决心结合本县的实际,提出多少多少条;结合整党中出现的情况,划清几条界线。以便及时解脱一批发展商品经济的能人,保护乡镇企业的发展。
新闻记者的触觉是最为敏锐的。湖南日报一位记者来到这个县,与县里的两位通讯员一道,写了一篇邵东县委在整党中注意划清几条界限,及时解脱一批能人,保护了乡镇企业的发展的稿子。《湖南日报》很快便在头版头条见报了。在这篇新闻稿里,记者在列举的几个例子中,自然又提到了姜斌。
县委不平静了。班子里一位参加革命很早的老同志,他平时严以律己,克己奉公,艰苦深入。在个人品德上可说是无可挑剔的。这时候,他思想上真是拐不过弯来。什么商品经济,明明是搞资本主义嘛!先烈们用鲜血打下的江山,不能就这样被毁掉。他挺身而出了。
县里两位参与写这篇新闻稿的同志,被叫来了。刚从外地出差回来的邓卫中也请到了。这位老同志,当着邓卫中的面,很严肃的问那两个参与写稿的同志:
“这是谁向记者反映这样的情况?”
“是我们。”
“谁叫你们反映这样的情况?”
“这是表扬县委的工作嘛。”
“这篇稿子我没有看,更没有签字。但是发表出来后我在外地看了,我是赞成这样写的。”邓卫中当着这位老同志的面,十分平静地、却又是观点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当天夜里,姜斌所在区的区委书记率领全体区委成员和整党办的干部,来到县委常委会议室,对县委书记邓卫中说:“既然姜斌没有错,那就说明我们整党工作抓错了。我们要求集体辞职!”
矛盾就是这么尖锐地摆在邓卫中面前。
姜斌的问题重又提起来了,而且升了级,县检察院开始介入了。
县委常委几次讨论,书记邓卫中的态度很鲜明,县长邓石林的态度也很鲜明。县检察院感到有点为难了。正在这时候,市检察院的一位科长到县里来检查工作,县检察院便把这个案子推到他的面前。不知他当时出于何种动机。他接受了。
人,是集结着千百种感情的动物。有些人是思想观念的问题。他认准了那样干就是挖社会主义的墙脚,是搞资本主义复辟。那是历史搁在他们身上的包袱,是一种可爱的悲哀。有些人是这样做损害了他们自身的既得利益,他们便暗中中伤,跳脚骂娘了。有些人呢,是看不得别人富,看不得别人比自己过得好,是一种嫉妒,是一种心态不平衡……人哪,一个千百种情感皆备的怪物!市检察院的那位科长,是属于他们中的哪一种呢?
那天下午,一辆北京吉普车开到了湾泥乡,姜斌被带走了。
三
我们不想去叙述姜斌被拉到外县一个招待所隔离审查的故事了。尽管这个故事生动而滑稽。因为事情的意义不在故事本身,而在故事以外。
姜斌在外县这个招待所审查了93天。这期间,市里颁布了搞活经济二十几条,县里也颁布了多少多少条。根据这些“条”,姜斌被解脱了。尽管他在这些经济活动中所有的盈利,都是乡农机站集体所得了,因为这个工农贸易公司的营业执照上注明的是个体,市检察院还是给他留了一个尾巴,称:犯罪情节轻微,不予起诉。按照这个结论,他仍然有“罪”,只不过是“轻微”而已。但判定这样的问题,罪与非罪,常常不是由某个法官来钦定,最公正的法官是历史。历史将会做出公正的宣判!
这些“条”的颁布,这个小小的姜斌的被解脱,十分生动地说明了一个问题:我们的一些执掌大权的干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又进了一步。我们的国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体,又朝前挪动了一步。
姜斌结束审查以后,乡党委书记向县里有关领导报告,要求重新安排姜斌任企业办主任。人们的认识不可能都这么一致,尤其是对人的看法。有关领导没有同意。
姜斌上县里找县委书记邓卫中来了。
“你就是姜斌?”
邓卫中颇为意外地望着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个单单瘦瘦的汉子。
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
“有什么事?说!”
邓卫中挺干脆。
“我想办一个加油站。”
这一顿审查,爱人李光英三天两头往外县这个招待所跑,车费都不知花了多少。现在他家里欠了一屁股的债。眼下工作又没有安排。他不是那些吃皇粮的国家干部。没上班,就没有钱拿。他必须立即找份事做,抓点收入,补贴家用。
“谁办?”
邓卫中目光睽睽地盯着他,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