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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职官（第3页）

观高欢之用心，即知当日分争鼎立之情势，不能不有维系人心之政策者矣。夫高欢所据之地，其富饶固能使武夫有所留恋，而邺都典章文物悉继太和洛阳之遗业，亦可令中原士族略得满足，至关陇之地则财富文化两俱不如，若勉强追随，将愈相形见拙，故利用关中士族如苏绰辈地方保守性之特长，又假借关中之本地姬周旧土，可以为名号，遂毅然决然舍弃摹倣不能及之汉魏以来江左、山东之文化，而上拟周官之古制。苏绰既以地方性之特长创其始，卢辩复以习于礼制竟其业者，实此之由也。否则宇文出于边裔，汉化至浅，纵有政事之天才，宁具诗书之教泽，岂可与巨君介甫诸人儒化者相比竝哉！然而其成败所以与新宋二代不同者，正以其并非徒泥周官之旧文，实仅利用其名号，以暗合其当日现状，故能收摹倣之功用，而少滞格不通之弊害，终以出于一时之权宜，故创制未久，子孙已不能奉行，逐渐改移，还依汉魏之旧，如周宣帝露门元旦受朝贺时，君臣皆服汉魏衣冠，即可以证明，此事已于前礼仪章论之，兹再举一二事于下：

周书肆明帝纪（北史玖周本纪同。）云：

武成元年秋八月己亥改天王称皇帝，追尊文王为帝，大赦改元。

同书叁伍崔猷传（北史叁贰崔挺传附猷传略同。）略云：

世宗即位，征拜御正中大夫，时依周礼称天王，又不建年号，猷以为世有浇淳，运有治乱，故帝王以之沿革，圣哲因时制宜。今天子称王，不足以威天下，请遵秦汉称皇帝，建年号，朝议从之。世宗崩，遗诏立高祖，晋公护谓猷曰：「鲁国公禀性宽仁，太祖诸子之中年又居长，今奉遵遗旨，翊戴为主，君以为何如？」猷对曰：「殷道尊尊，周道亲亲，今朝廷既尊周礼，无容辄违此义。」护曰：「天下事大，毕公冲幼耳。」猷曰：「昔周公辅成王以朝诸侯，况明公亲贤莫二，若行周公之事，方为不负顾托。」事虽不行，当时称其守正。

寅恪案：周明帝世距始依周礼创建制度之时至近，即已改天王之号，遵秦汉称皇帝，盖民间习于皇帝之尊称已久，忽闻天王之名，诚如崔猷所言「不足以威天下」，即不足以维持尊严之意，故不得不先改革之也。又宇文护不依周礼立子，而依殷礼立弟，亦不效周公辅成王者，所以适合当时现实之利害也。夫周礼原是文饰之具，故可不拘，宇文泰已如是，更何论宇文护乎？

周书贰叁苏绰传（北史陆叁苏绰传同。）略云：

自有晋之季，文章竞为浮华，太子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庙，群臣毕至，乃命绰为大诰，奏行之。自是之后文笔皆依此体。

通鉴壹伍玖梁纪中大同十一年（即西魏文帝大统十一年。）六月丁巳魏主飨太庙条，胡注云：

宇文泰令苏绰倣周书作大诰，其文尚在，使当时文章皆依此体，亦非所以崇雅黜浮也。

周书贰贰柳庆传（北史陆肆柳虬传附庆传同。）略云：

（大统）十年除尚书都兵郎中如故，并领记室。时北雍州献白鹿，群臣欲草表陈贺，尚书苏绰谓庆曰：「近代以来文章华靡，逮于江左，弥复轻薄，洛阳后进，祖述不已。相公［宇文泰］柄民轨物，君职典文房，宜制此表，以革前弊。」庆操笔立成，辞兼文质，绰读而笑曰：「枳橘犹自可移，况才子也。」

寅恪案：苏绰作大诰在大统十一年。周书贰文帝纪（北史玖魏本纪同。）载魏恭帝元年夏四月帝大飨群臣，太祖（宇文泰）因柳虬之责难，令太常卢辩作诰谕公卿，其文体固无异苏绰所作之大诰，但一检周书肆明帝纪所载武成元年后之诏书，其体已渐同晋后之文，无复苏绰所倣周诰之形似，可知此种矫枉过正之伪体，一传之后，周室君臣即已不复遵用也。若更检周书，则见明帝纪所载武成元年前一岁九月丁未帝幸同州故宅，赋诗曰：

玉烛调秋气，金舆历旧宫。还如过白水，更似入新丰。霜潭渍晚菊，寒井落疎桐。举杯延故老，令闻歌大风。

则竟是南朝后期文士、北周羁旅累臣如庾义城、王石泉之语，此岂宇文泰、苏绰创造大诰文体时所及料者哉！

又近日论文者有以唐代贞元、元和古文运动乃远承北朝苏绰摹倣古体之遗风者，鄙意其说甚与事实不合。盖唐代贞元、元和古文运动由于天宝乱后居留南方之文士对于当时政教之反动及民间俗体文之薰习，取古文之体，以试作小说，而卒底于成功者。此意尝于论韩愈与唐代小说之关系一文（见哈佛亚细亚学报第二期。）中略发之，以其与本书无涉，故不多及也。

兹所举一二例已可证宇文泰摹古之制，身没未久，其子孙已不能遵用，而复返于汉魏，渐与山东、江左混同，至隋氏继其遗业，遂明显不疑，一扫而几尽去之。盖周礼本其一时权宜文饰之过渡工具，而非其基本霸业永久实质之所在。此点固当于兵制章详论之，然就职官一端，亦阐明此意，而知宇文所摹倣之周制其实质究为如何也。

所谓周礼者乃托附于封建之制度也，其最要在行封国制，而不用郡县制，又其军队必略依周礼夏官大司马之文即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之制。今据周书、北史卢辩传所载不改从周礼而仍袭汉魏之官职，大抵为地方政府及领兵之武职，是宇文之依周官改制，大致亦仅限于中央政府之文官而已。其地方政府既仍袭用郡县制，封爵只为虚名，而不畀以土地人民政事，军事则用府兵番卫制，集大权于中央，其受封藩国者，何尝得具周官所谓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之设置乎？

又周书贰叁苏绰传（北史陆叁苏绰传同。）略云：

又为六条诏书奏施行之。其四擢贤良曰：「今刺史守令悉有僚吏，皆佐治之人也。刺史府官则命于天朝，其州吏以下并牧守自置，自昔以来，州郡大吏但取门资。夫门资者乃先世之爵禄，无妨子孙之愚瞽；今之选举者当不限资荫，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厮养而为卿相，伊尹、傅说是也，而况州郡之职乎？苟非其人，则丹朱、商均虽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况公卿之胄乎？」

寅恪案：北朝自魏孝文以来，极力摹倣南朝崇尚门第之制，（见魏书陆拾、北史肆拾韩麒麟传附显宗传。）而苏绰实亦即宇文泰不尚门资之论，其在当时诚为政治上一大反动。夫州郡僚吏之尚门资犹以为非，则其不能亦不欲实行成周封建之制，以分散其所获之政权，其事甚明，此宇文所以虽效周礼以建官，而地方政治仍用郡县之制，绝无成周封建之形似也。

又考晋书叁玖荀勖传略云：

时又议省州郡县半吏以赴农功，勖议以为省吏不如省官，若欲省官，私谓九寺可并于尚书，兰台宜省付三府，然施行历代，世之所习，是以久抱愚怀，而不敢言。

然则汉魏以来中央政府职官重复，识者虽心知其非，祇以世之所习而不敢言，宇文之改革摹倣周礼托体甚高，实则仅实行其近代识者改革中央政府官制之议，而加以扩大，并改易其名，以符周制耳。宇文创建周官之实质及其限度如此，论史者不可不正确认识者也。

前所谓第二事即唐六典之性质，兹略加阐明。关于此书之施行问题，四库全书柒玖史部职官类唐六典提要已有正确之论断，近日本西京东方文化研究所东方学报第柒册内藤干吉氏复于其所着就唐六典施用一文详为引申，故六典一书在唐代施行之问题已大体解决，不必别更讨论。但寅恪此书主旨在说明唐代官制近承杨隋，远祖（北）魏、（北）齐而祧北周者，与周官绝无干涉，此事本甚易知，然世仍有惑于六典之形式，不明瞭其成书之原委，而生误会，遂谓其得周官遗意者，则与寅恪所持之说不合，因不得不略举史实，以为证明。虽所举材料不出四库馆臣所引之范围，但彼等所讨论者为六典施行与否之问题，寅恪所考辨者为唐代官制渊源系统之问题，主旨既别，材料即同，不妨引用也。

刘肃大唐新语玖着述类（参新唐书伍捌艺文志史部职官类六典三十卷注文及壹叁贰韦述传，又程大昌考古编玖六典条。）云：

开元十年玄宗诏书院撰六典以进，时张说为丽正学士，以其事委徐坚。沈吟岁余，谓人曰：「坚承乏已曾七度修书，有凭准，皆似不难，惟六典历年措思，未知所从。」说又令学士母婴（煚）等检前史职官，以今（令）式分入六司，以今朝六典象周官之制，然用功艰难，绵历数载。其后张九龄委陆善经，李林甫委苑咸，至二十六年始奏上，百寮陈贺，迄今行之。

陈振孙书录解题陆职官类唐六典叁拾卷（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柒职官类唐六典条。）云：

题御撰，李林甫等奉勅注。按：韦述集贤记注，开元十年起居舍人陆坚被旨修六典，上手写白麻纸凡六条，曰：「理、教、礼、政、刑、事典，令以类相从，撰录以进。」张说以其事委徐坚，思之历年，未知所适；又委毋煚、余钦、韦述，始以令式分入六司，象周礼六官之制，其沿革并入注，然用功艰难；其后张九龄又以委苑咸，二十六年奏草上，至今在书院。（武英殿聚珍本原注案：唐书艺文志张说以其事委徐坚，经岁无规制，乃命毋煚、余钦、咸廙业、孙季良、韦述等参撰，及萧嵩知院，加刘郑兰、萧晟、卢若虚；张九龄知院，加陆善经；李林甫代九龄，加苑咸。委苑咸者，乃李林甫也。至云二十六年冬草上，考新旧唐书，九龄以二十四年罢政事，寻谪荆州，程大昌谓书成于九龄为相之日，当在二十四年，林甫注成奏进，当在二十七年，故是书卷首止列林甫，而不及九龄也。）

今案新书百官志皆取此书，即太宗贞观六年所定官令也。周官六职视周礼六典已有邦土邦事之殊，不可考证，唐志内外官与周制迥然不同，而强名六典，可乎？善乎范太史祖禹之言曰：「既有太尉、司徒、司空，而又有尚书省，是政出于二也。既有尚书省，而又有九寺，是政出于三也。」（寅恪案：此上乃范祖禹唐鉴贰武德七年论文。）本朝裕陵好观六典，元丰官制尽用之，中书造命，门下审覆，尚书奉行，机事往往留滞，上意颇以为悔云。

寅恪案：唐玄宗欲依周礼太宰六典之文，成唐六官之典，以文饰太平。帝王一时兴到之举，殆未尝详思唐代官制，近因（北）齐隋，远祖汉魏，与周礼之制全不相同，难强为傅会也。故以徐坚之学术经验，七次修书，独于此无从措手，后来修书学士不得已乃取唐代令式分入六司，勉强迁就，然犹用功历年，始得毕事。今观六典一书并未能将唐代职官之全体分而为六，以象周礼之制，仅取令式条文按其职掌所关，分别性质，约略归类而已。其书只每卷之首列叙官名员数同于周礼之序官，及尚书省六部之文摹倣周礼，比较近似，至于其余部分，则周礼原无此职，而唐代实有其官，傥取之以强附古经，则非独真面之迥殊，亦弥感骈枝之可去。徐坚有见于此，是以无从措手，后来继任之人固明知其如是，但以奉诏修书，不能不敷衍塞责，即使为童牛角马、不今不古之书，亦有所不能顾，真计出无聊者也。由此言之，依据唐六典不徒不足以证明唐代现行官制合于周礼，且转能反证唐制与周礼其系统及实质绝无关涉，而此反证乃本书主旨之所在也。

又治史者若有因披览六典尚书省六部职掌之文，而招现一种唐制实得周礼遗意之幻觉者，盖由眩惑于名号所致，兹不欲详辨，仅迻写唐儒论武曌改制之言于此，亦可以理惑破幻矣。

唐会要伍柒尚书省分行次第条云：

武德令吏、礼、兵、民、刑、工等部。贞观令吏、礼、民、兵、刑、工等部。光宅元年九月五日改为六官，准周礼分，即今之次第乃是也。

通典贰叁职官典伍吏部尚书条周礼天官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理邦国下注云：

变冢言太者，百官总焉，则谓之总宰，列职于王，则谓之太宰，宰主也。周公居摄，而作六典之职，以佐王理邦国。汉成帝初分尚书，置四曹，盖因事设员，以司其务，非拟于古制也。至光武乃分为六曹，迄于魏晋，或五或六，亦随宜施制，无有常典。自宋齐以来，多定为六曹，稍似周礼。至隋六部，其制益明。大唐武太后遂以吏部为天官，户部为地官，礼部为春官，兵部为夏官，刑部为秋官，工部为冬官，以承周六官之制。若参详古今，征考职任，则天官太宰当为尚书令，非吏部之任，今吏部之始宜出于夏官之司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