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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总结（第2页）

我以佛陀为信仰中心，在我认为，出家人和信徒应该要融和，所以，我就在台湾地区让信徒到寺庙里来参拜，跟我一起课诵、修行。我也办了念佛会、禅坐会、妇女会、青年会、学生会，举办各种活动等等，以此做为方便，接引所有社会各界不同的人士，让他们能走到伟大的佛陀座前，接受佛陀为他们安住身心，接受佛陀为他们的示教利喜，我也方便地喊出“行在禅净共修，解在一切佛法”。

一时，宜兰的佛教就热闹起来。我觉得，雷音寺虽小，连一个客厅都没有，讲话都在走廊过道上，但大家都不相嫌弃，认为这也是一个可用武之地。

起初，我也不懂得佛教里为什么还要再分“人间佛教”等这许多不同的名词。当然我知道太虚大师提倡过“人生佛教”“人间佛教”，也知道一些年轻的法师，像慈航法师等曾办过《人间佛教》杂志等等。不过，我也管不了那么多，我想，我就不要那么复杂，就弘扬大众的佛教吧。

但后来发现，佛教确实有历史的文化、各种背景，需要不断地跟随时代进步。因此觉得，在众多的佛教当中，佛教应该以人为主，重视人的幸福，人的平安，人的超越，人的完成。于是，我就注重以人性为佛性，以佛性为人性，所谓“佛是人成”“人是未来的诸佛”，人和佛应该是不一不二的“人间佛教”。

所以，我认为“人间佛教”可以统摄两千多年来，复杂的佛教、复杂的信仰、复杂的种种名称，把所有在地理上不同的佛教，把时间上分别的佛教，在各人自己本心里执着的佛教，都归于自己、归于人、归于佛，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我就走上“人间佛教”这条道路，也被别人认为我传播的是“人间佛教”。人间佛教实在合乎今后大众的需要。我想，唯有“人间佛教”这个方向，是佛教为未来世界点亮的一道光明。

人间佛教，以佛法僧三宝为中心；无常、苦、空、无我、三法印、四圣谛、八正道、三学增上、四摄六度……都是我们依止的根本佛法。我之所以强调“人间”两个字，是希望所有佛教徒，都应该重视佛法弘传在人间。人间需要佛教，才能实践佛陀示教利喜的本怀。舍离人间、生活，佛教就会被边缘化、被舍弃。人间佛教是在五欲六尘中，以佛法净化、升华大家的生活和人格。

当时，我一心只想弘扬人间佛教，宜兰县佛教会支会多次要找我做理事长，我感于在大陆时连“中国佛教会”都没有办法参加，做一个宜兰佛教会理事长又有什么意思呢？所以，我在宜兰住了数十年，都不用什么名义、什么名称，我只是佛教里的一个僧侣、一个出家人，大家都称呼我是“宜兰的法师”或“北门口的师父”，一般的社会民众连我“星云”这个名字都不知道。

当然，我并没有放弃文字弘化的因缘，我每个星期、一个月到台北编辑《觉世》旬刊、《人生》杂志等，同时供应《觉生》《菩提树》等杂志文稿。

终于，在50年代，宜兰的青年在台北三重埔设立佛教文化服务处，编印现代的佛教的白话丛书，印行现代重新标点的经典，名为“每月印经”，并且流通一些佛教法物等。

这是因为宜兰的青年多了，他们问我：“师父，我们信仰佛教，能为佛教做什么？”这句话如雷声般轰隆炸响，我惊觉到，对了，信徒信仰佛教，能为佛教做什么，这不是很重要吗？所以就鼓励他们办幼稚园从事教学，办佛教文化服务处，为全世界的信徒服务。主持这个服务处的有：心平、慈庄、慈惠、慈容等青年，当时，他们都还没有出家。

但是，我这样的弘法行动，引起了疑忌，例如，我们的青年要到日本留学，他不肯为我们转公文请政府批准；我们的朝圣团要到印度朝圣、到各国往来，也从来不给批准。反而是一些政府的官员，协助我们用其他的方法让青年到国外留学；但也有多位留学的青年因为家庭事故，回来台湾奔丧后，就再也不准到国外去了。

当然我也想，我应该进入“中国佛教会”，就可以免除这许多的困难障碍。那个时候，弘法的青年不多，我一个活跃的僧青年，还是得到一些长老的提携、支持，甚至选我做“中国佛教会”的常务理事。

但是，一来，我只希望做一个秘书，为佛教的前途做一些策划、做一些推动；二者，自觉自己的身份与这个佛教会不相称，我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一个常务理事的头衔，实在是有辱佛教会，并且对于佛教会的种种情况，我也没有办法参与、改变。为此，我写过一篇《我为什么要辞“中佛会”常务理事》的文章。

主要也由于当时的我年纪轻，做人有所欠缺，尤其在《人生》杂志上，发表一些文章，特别是对佛教的革新，提出许多的意见，而得罪了佛教界的一些人士。再加之，在大陆办《怒涛》月刊时，内容对佛教有些建言，传统的佛教人士不敢和我们来往。同时，我又是江苏人，很多江苏的同道都想要挤进“佛教会”，教会把关也很严格，我想，也不容易有希望能够做什么。

大足北山石窟第163窟文殊菩萨像

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石，高90厘米，重庆大足

一直到1963年，“中国佛教会”要组团到东南亚，甚至到美洲去访问。那时候，国民党中央党部一些开明人士是我的读者，阅读过我刊登在《人生》杂志、《觉世》旬刊里的文章，就提名要我参加这个访问团，但是“佛教会”里的一些领导人不同意。后来，为了要让我参加，党部还特地办了两桌素斋请这许多长老吃饭，一面人情包围，从中协调，一面也表示党组织的力量。最后，在长老们不喜欢我的情况下，访问团里终于有了我一个名字，叫我做了秘书，并且担任发言人。

那一次，我们一行访问了菲律宾、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国，以及香港地区，尤其到印度朝圣，亲炙了佛陀的祖国，那是我最大的心愿。这对我个人来说，更增加了许多对佛教的见解、认识。

可惜，就在访问印度期间，我们有机会和总理尼赫鲁见面的时候，由于我讲话太多，内容传回台北，“中央日报”把我的意见在第一版报道，而没有刊登领导人的意见，就这样，我在佛教里，就更加的日子难过了。例如，不准我出国、不同意我在宜兰从事新佛教的发展。

关于和“佛教会”的功过、是非，我不愿意做太多的叙论，因为那只是世间法，与真正佛教的弘传没有一点关系。接着，佛教各种对我不好的批评、不好的名称，纷至沓来，说：“星云是一个佛教的破坏分子”，“星云是佛教的魔王”，“星云的歌咏队，要把佛教唱了灭亡”……但是，为了佛教，这些批评毁谤都没有打倒我，我对人间佛教的信心和推动，从来没有退却过。

尤其，台北是大陆来台的高僧大德汇聚之地，我住在宜兰，他们一通电话，就叫我赶来吃饭、陪客人，他们一个命令叫我来开会，我也要赶到参与……不断地要送往迎来，我每天都没有时间做自己要做的弘法工作。因此，在1960年代起，我南下高雄。这是因为从1950年代起十年来，在宜兰和高雄都结了不少法缘；在高雄受信徒欢迎的程度，其热烈让我受当不起，也由于过分的出风头，自己不愿意在高雄居住，觉得人情和气候一样，让人热得受不了。

后来实在推辞不了，也感觉到在北部的佛教应付艰难，加之当时在南部并没有外省的出家人，我就单枪匹马来到了台湾南部，先后建了高雄佛教堂、寿山寺、佛光山，就这样，让我成为台湾南部的外省和尚。我自己也非常欢喜，远离了台北佛教界的是非之地，在南部专心做弘法、教育的工作，一些本省的长老大德，同我都相处友好，也让我感到心安理得。

当时，在台北的佛教界非常高兴我到南部弘法，并且说不会让我再回到台北。但我听闻这个话也想：“是这样吗？”几年后，我在台北建了普门寺、永和学舍、三重文化广场、松山台北道场、三峡金光明寺等。我不信东风唤不回，我不信自己不能在台北弘扬佛法。

所以至今，在台湾、在世界各地弘法建立别分院，大概也由于这样的刺激过程而发展起来的。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一个人只要有信心，不怕被人欺负、压制，有时反而激发他的力量，增加他的勇气，可以创造更多的前途和事业。

后来，我在佛光山创建丛林学院，台北的佛教界也曾经开会，提议如何打倒佛光山丛林学院。感谢当时担任“佛教会”秘书长的山西省人士冯永桢居士，他说，天主教的神学院、基督教的圣经书院，我们都不打倒，为什么要打倒佛教办的教育学院呢？他耿直的发言、道德的勇气，帮我消灾免难，我这才又免除了一劫。

虽然如此，对于“佛教会”，我还是秉持护教的心给予很多帮助。例如，参加世界佛教徒友谊会，原本已经被排除在会外了，我再争取回出席会议的权利。

因此，我认为要透过“佛教会”的力量来革新佛教，这个梦想是不容易实现，只有靠自己的力量，于是我就开辟了佛光山，从教育开始办起。

看到佛教界没有重视人才的培养，而阻碍了佛教的发展，这也因此教育了我，在佛光山担任住持十八年，任期圆满已经五十八岁，为了让教团制度化，我毅然宣布退位，对佛光山毫不留恋地交给弟子们去发展管理，我自己单身漂洋到海外，行走世界，从事佛教传教的活动。

这样一来，有了因缘在美国洛杉矶建西来寺，在纽约建纽约道场，在荷兰建荷华寺，在澳洲建南天寺、中天寺，在巴西建如来寺，在非洲建南华寺，在法国建法华禅寺等等，让我法弘五洲。加上1992年，我们在美国洛杉矶成立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现今会员数已达几百万人，各地区协、分会也有几千个。

如佛法所说“逆增上缘”，希望当代的法师，大家互相尊重、互相勉励、互相提携，就是受到一些不好的因缘，只要我们自己争气，不必生气，在佛教里，还是会有我们的前途、有我们实践愿力的一片天地。这样的历程，让我感到对人间佛教的宣扬，将来开花结果必定是有信心希望的。

因此，我相信，待人好，才有好因好缘，要想打倒别人，除非那个别人自己倒闭，不然谁能打倒谁呢？现在，这一段往事，趁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只是简略地透露一点，向伟大的佛陀报告，他难行能行、难忍难忍的修行，我们也在努力学习。

说起人间佛教，记得在2000年春节时，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终身荣誉教授高希均先生住在佛光山，有一天早上，我陪他吃早餐，他是佛教之友，突然问我：“什么叫作人间佛教？”

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不过，在教授的问题前面，我总应该要提出一个说法回答他。我就说：“人间佛教就是佛说的、人要的、净化的、善美的教法。”

他一听，面露喜色说：“哦！那我懂得什么是人间佛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