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三年的春风拂过江南,带来的不仅是秦淮河畔的杨柳新绿,更有一股悄然改变大地面貌的农耕新潮。
在“一条鞭法”理顺赋税、工商业蓬勃发展的同时,浙直总督苏宁将目光投向了帝国最根基的领域??农业。
苏宁深知,无论工商业如何繁荣,无足够的粮食保障,一切皆是空中楼阁。
而自己的手段,再次超越了这个时代的认知。
这一日,南京城外的官田以及各府县衙署的示范田里,出现了一种百姓前所未见的作物。
茎蔓匍匐,叶呈心形,块根深藏土中,皮色紫红??此乃红薯。
另一种,植株矮壮,开白色或紫色小花,地下结出累累卵形块茎????此乃马铃薯。
起初,苏宁并未强行推广,而是巧妙地借助了官府的威信与民众对“祥瑞”的朴素信仰。
他只是令各地官府张贴告示,宣称此乃“海外嘉种”,由总督大人费尽千辛万苦觅得,其特性为“耐瘠薄、抗干旱、产量巨”,堪称“活民之宝”。
为了让百姓信服,他采取了多种策略。
在各级官府的田地上率先大面积种植,由懂得其习性的AI老农负责照料,收获时邀请乡绅耆老观摩,那堆积如山的块茎让观者无不咋舌。
通过“大明商会”及大明超市网络,向愿意试种的农户免费提供种薯,并附上简明的《种植要略》由AI编写,通俗易懂。
大明商会承诺,收获后若农户不愿自食,可按不低于同等重量粗粮的价格,由大明超市统一收购,消除农户销售之忧。
与此同时,一道由总督府发出的《劝垦荒政令》贴遍了城乡。
此令一改前朝山林保护的严格限制,转而鼓励百姓开垦丘陵、坡地等“无主荒地”,并明确规定:“新垦之地,免赋三年,所产粮蔬,官府平价收购。”
此令一出,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巨石。
对于人多地少的江南地区,尤其是那些仅有少量薄田或无地的佃户、流民而言,这无疑是天大的福音。
在红薯、马铃薯这两种不挑地方,能在贫瘠山地上获得不错收成的作物加持下,开荒的吸引力变得无比巨大。
刹那间,浙直地区的许多丘陵地带,以往被视为不宜耕种的“无用”之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开垦热潮。
农夫们挥舞着锄头,砍伐灌木,焚烧草木,将一片片山坡整理成梯田状的旱地,满怀希望地种下了来自海外的“祥瑞”。
然而,这热火朝天的开垦景象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隐患。
一些地方上的有识之士,尤其是那些熟知农事,了解水土的老农和乡绅,对此表达了忧虑。
“总督大人爱民心切,推广新种,鼓励垦殖,固然是好事。然则,如此大规模砍伐山林,恐非长久之计啊!”一位致仕的老翰林在给苏宁的私信中写道,“山林乃水源涵养之所,根系固土之基。若尽数开垦,一旦暴雨倾盆,则
水土流失,溪河淤塞,下游良田反受其害,此乃竭泽而渔也!”
这些声音,也通过不同渠道,传到了苏宁的耳中。
苏宁并非看不到其中的弊端。
他推广红薯、马铃薯以快速提升粮食总产,缓解人口压力,是解决当下问题的权宜之计,也是为工业化积累更多农业剩余劳动力。
但他更清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在鼓励开荒的政令之外,他已然在着手布局更长远的规划。
苏宁从工业空间拿出生长迅速,固土效果好的树种如某些桉树、杨树变种,在合适地区推广种植,既可作为新柴来源,亦可逐步恢复植被。
利用商会积累的财富和逐渐成熟的工程力量,开始规划在主要河流上游兴建一批小型水库、塘坝,以蓄水防洪,并尝试推广简易的滴灌技术以竹管、陶管为基础,提高山地作物的抗旱能力。
苏宁指示麾下的“格物院”开始研究利用城市粪便、河泥、植物秸秆堆制有机肥,并着手规划建设小型的磷肥、钾肥作坊,以期未来能提升地方,减少对土地掠夺式开发的依赖。
面对属下的担忧,苏宁坦言:“吾岂不知焚林而?,非长久策?然当下民生多艰,需此急策以解近渴。吾等所需做者,乃是饱暖,至于青山绿水只能放在以后。此间平衡,关乎社稷气运。”
于是,在江南的大地上,一边是升腾的垦荒烟火,预示着短期的粮食丰收与人口激增;另一边,总督府内关于长远生态与水利的蓝图也在缓缓铺开。
苏宁正以一种近乎霸道而又不乏远见的方式,强行推动着这片古老土地的农业生产力进行一场跨越式的提升,同时也将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课题,第一次以如此尖锐和现实的方式,摆在了这个时代的面前。
万历三年的初夏,江南的田野已是一片葱茏。
浙直总督苏宁并未满足于在南京衙门里阅读各地呈报的农事文书,他决定轻车简从,亲自深入乡野,看一看那推广的“海外嘉种”究竟生长如何,听一听田间地头的真实声音。
这一日,苏州府吴江县的一处村落外,来了几位看似寻常的过客。
为首者年约二十岁出头,身着寻常的青布直身,头戴方巾,像是一位游学的士子或家境尚可的乡绅,身后跟着两名看似仆从,却眼神格外锐利的精干随从。
他们牵着马,行走在田埂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