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没有劝,也没有挽留,只是顿了一下:“你一个人去?”
“有人来找我。”他抬头看她,“我很早以前就想去做点真正的事。你还记得吗?当年我刚刚回来的时候,大家都围在我身边,夸我年轻有为,但其实那么多年了,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做成了什么。”
她怔了片刻,点了点头。
他转身离开的时候,她忽然叫住他:“时砚。”
“嗯?”
“我们会在见的,就在纱厂的锅炉房。”她说得平静,“我有预感,就跟之前一样,就跟你从北平回来那天一样。”
他笑了笑,仿佛那是理所当然。
罗炽南是第二个做出决定的,他从来没想过要走。
那天是纱厂月末结账的日子,陈蔚青从账房出来时,在楼梯转角看见他坐在楼下的石阶上,抽烟。他身上的工装沾着一点粉灰,袖口挽到肘,一如往常。
“我听说了。”她走过去,站在他旁边,“他们在查你。”
“查我?”他笑了一声,烟雾在鼻息间晃了一晃,“他们查的人多了去了。”
她没笑,沉默了一会:“你想好了?这可不是一般的危险。”
“嗯。”他点头,像是在说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我留下。”
“我不是说你留下,我是说你组织大家干的那件事……”她环顾四周,还是没敢说出“地下抗日组织”这个名词。
“那是我该干的事。”他掐灭烟头,抬头望向天色,“这几年我跟工人们一起念书、印传单、教他们识字……但你也看到了,有时候光是知道不够。”
“我认识的人多。以前在黑市混的时候,能搞来一车香料、也能找到印刷机、藏人、送信、散传单的人。”他站起身,神情比平日更沉稳了些,“我们已经有了夜校,有了工会,下一步,就是……换个名字。”
她看着他,眼里有什么东西微微晃了一下。
他顿了顿,轻声补了一句:“她走的时候,我什么都没能做。现在该有人做事了,我总该做点什么。”
说完这句话,他转过身,朝纱厂后门走去。
陈蔚青没有追上去,只是望着他背影一点点没入傍晚的光影里。
风吹过来,像是谁低声说了一句“记得我”。她下意识地攥紧了衣袖,低头,许久才叹了一句:“……他本来就该是这个样子的。
第三个做出决定的是梁悯初。
那天是一个阴天,南州街头的风有点怪,吹得树叶晃晃悠悠,像要落又不肯落。陈蔚青收到梁悯初的信,说请她赴一聚,落款没有署名,地址是一间旧书屋。
她过去时,门虚掩着,院中竹影斑驳,像是许久没人走动过的地方。她推门进去,他已经坐在一张长条桌旁,低头摊着一本书,像刚刚翻到某一页,也像在等她。
“来了。”他说,语气温温的,没有起身,像四年前教书时每一堂下课前的最后一句。
她点头,在他对面坐下。茶已经泡好,水面漂着几片干柠檬叶。
“最近……南州不太安稳。”他轻声道,“我过几日准备回香港。”
陈蔚青没有立刻答话,只把杯子转了一圈。茶还温着,她低头闻了闻,没喝。
“香港那边……”她说着,没说完,只转而问,“你自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