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不乏先例。”他眼神沉重,“尤其是偏远地区、流动人口密集区域,最容易成为目标。”
我们几乎同时想到同一个地方??云南边境某小镇,那里既是跨境贸易枢纽,又有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往返于东南亚各国,监管难度大,流动性强。
当天下午,一支由国安、疾控、反恐组成的联合行动小组秘密进驻该镇。与此同时,我通过特殊渠道联系上曾在当地支教三年的医学院同学李薇,请她协助排查近期是否有不明原因发热病例集中出现。
第三天傍晚,答案来了。
李薇发来一份匿名报告:过去十天内,镇卫生所接诊了十七例症状相似患者,表现为持续高烧、皮肤出现网状红斑、意识模糊。起初以为是新型登革热,但常规治疗无效,已有两人死亡。尸检报告显示肺部存在罕见真菌样沉积物,但病原体培养始终失败。
“这不是感染。”陈教授看过资料后脸色铁青,“这是免疫系统崩溃后的次生反应。真正的元凶,是一种能够快速变异并逃避免疫识别的RNA病毒。”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我知道,最坏的情况发生了。
“他们已经在试了。”我说,“现在不只是追查,是要救人。”
当晚,专项行动正式展开。根据热力图分析和通信定位,警方锁定了镇郊一处废弃养殖场,原为生猪饲养基地,去年因环保问题关闭。红外探测显示,建筑内部仍有电力供应,且有多人活动迹象。
突击行动在凌晨两点开始。
特战队员破墙而入,当场控制六名嫌疑人,缴获多台便携式生物反应器、离心机、防护服及大量注射器。而在地下储藏室中,发现了三个正在运行的恒温培养箱,里面整齐排列着近百支装有淡黄色液体的小瓶。
每瓶标签上都写着同一个编号:**NMX-07**
经鉴定,这些液体中含有高浓度的重组病毒颗粒,部分已加入人类血清成分,处于人体适应性优化阶段。
更令人发指的是,在隔壁房间的铁床上,躺着五名神情呆滞的男子??均为外来务工者,据交代,他们被许诺高额报酬参加“新药临床试验”,每天接受一次肌肉注射,已有三人出现严重副作用,但无人允许退出。
“这不是科研。”我站在实验室门口,声音颤抖,“这是屠杀。”
赵队下令立即封存所有设备与样本,将幸存者送往P3级医院隔离救治,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发布一级公共卫生预警,启动联防联控机制。
一周后,消息逐步解禁。
“冰封病毒事件”再次登上全球头条,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多个国家宣布对“涅墨西斯”实施制裁。中国外交部正式通报此事,并公布证据链,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打击非法生物技术交易。
周涛在审讯中供认,他早在五年前就被境外组织策反,任务就是渗透国内重大科研项目,伺机获取战略级生物资源。张野不过是前台执行者,而他,才是贯穿始终的情报输送者。
至于那位“清道夫”,经查证,确系“涅墨西斯”核心成员,曾参与非洲某国秘密生物武器项目。此次行动失败后,该组织宣布暂停亚洲业务,但实际上,其高层已开始策划新一轮布局??代号“春雷”,旨在通过基因编辑技术,制造一种“可控传播”的变种病毒,用于特定人群清除。
我将这一切写成详细报告,提交国务院科技安全委员会,并建议立法严控极地病原体研究权限,建立跨国科研伦理审查联盟。
会议结束后,我独自走到长安街边。夕阳西下,车流如织,城市依旧喧嚣。
安宁打来电话:“回家吗?”
“嗯。”我说,“马上回来。”
挂掉电话,我抬头望向天空。晚霞如火,染红半座城池。
我想起那个梦里的雪原,想起安宁奔跑而来时的笑容,想起她说:“等等我。”
这一次,我不再是孤身一人穿越风雪。
我转身走向地铁口,脚步坚定。
春天还没有真正结束。
而我们的战斗,也远未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