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儿子。”她说,“三十年前被抓走,罪名是‘散布谣言’。其实他只是在酒桌上说了句:‘当年饿死那么多人,难道上面真不知道?’就被举报了。后来有人说他死了,也有人说他还活着,在某个劳改农场做苦工。我没证据,也不敢查。档案局的人说‘查不到这个人’,可照片在这儿啊!他叫李志远,属龙,左耳后有颗痣……”
她说着说着,泪如雨下。
阿启默默接过照片,端详许久,然后从行囊中取出《众声录》抄本,在空白页郑重写下:
>**李志远,三十八岁,退伍军人,因言获罪,失踪于公元某年冬。母尚在,每日望门而立,盼子归来。**
他将这页撕下,交给老妇:“若您愿意,我可以把这页送到‘真相博物馆’,录入公共名录。也许有一天,会有人看见,认出他。”
老妇双手捧纸,哽咽难言,良久才点头。
次日雨停,阿启继续前行。抵达山村时,正值清晨。孩子们已在操场上集合,齐声诵读一首新学的诗:
>“我名虽微,如草如芥,
>不惧风狂,不畏霜害。
>若无人记,我自铭骨,
>若天下忘,我仍存在。”
阿启站在校门口,听着,心潮起伏。校长迎出,正是那位女教师。她带他参观教室,墙上贴满学生绘制的“家族地图”??有的画出曾祖父如何逃荒至此,有的标注祖母曾被关押的地点,还有一个孩子写道:“我家以前姓‘陈’,后来改姓‘王’,因为‘陈’家被认为是‘反动世家’。但我决定以后生了孩子,要让他姓回‘陈’。”
阿启走进课堂,站在讲台上,一如三十年前在西岭村的模样。
“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学这些吗?”他问。
一个小女孩举手:“因为如果我们忘了,坏事情就会再来。”
另一个男孩补充:“而且,每个人都有权利知道自己是谁。”
阿启笑了。“很好。”他说,“那你们想不想听听一个真实的故事?关于一个老师,教学生背诗,结果被抓走的故事?”
孩子们齐声说:“想!”
他于是讲述了林照的事,讲他如何在黑板上写下“字是有骨头的”,讲他在戈壁深处仍教孩子念《正气歌》,讲他最后留下的那句话:“若我不能归,愿此声不绝。”
教室里鸦雀无声,连窗外的鸟鸣都停了。
下课铃响后,一个瘦弱的男孩悄悄留下,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用工整的小字写着:
>“我也想当老师。等我长大,我要回到这个村子,教孩子们说真话。我不怕被抓,因为我爸说,最可怕的不是坐牢,是活得像影子。”
阿启捏着纸条,久久不能言语。临行前,他在学校后山种下一棵柏树,树旁立碑,刻着:“**此处埋名者,非一人,乃千千万万不肯沉默的灵魂。**”
离开山村后,他并未直接返回。而是绕道去了边境一座小镇。那里曾是“音核工程”的监听站旧址,如今改建为“回声驿站”,专收跨境逃亡者的口述史料。站长是个白发苍苍的老翻译,名叫沈兰,五十年前曾参与审讯一批“思想犯”,晚年悔恨不已,遂投身记忆修复工作。
她见到阿启,老泪纵横:“您来了就好。昨天有个老太太从海外回来,带着一箱旧信。她说她丈夫是六十年前逃出国的知识分子,一生未敢归乡,临终前唯一愿望是:‘把我写给祖国的信,交给一个还记得真相的人。’”
她取出一封信,信封泛黄,邮戳模糊,收件人写着:“致未来中国的良心”。
阿启拆开,见信中写道:
>“我从未背叛我的土地,我只是逃离了它的谎言。
>我在异国教书三十年,教华人子弟读唐诗宋词,讲孟子曰‘民为贵’。他们问我:‘中国现在怎样了?’我无言以对。
>但我始终相信,总有一天,会有一个人走遍山河,把被删去的名字一个个找回来。
>如果你读到这封信,请告诉他:他不是一个人在走。
>我们都在看着,都在等着,都在记着。”
阿启读罢,将信贴在胸前,闭目良久。
当晚,他在驿站屋顶架起一台老式广播机,接通电源,拨动频率,向夜空发出一段简短录音:
>“我是阿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