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克多按响了门铃,他很不情愿地脱下外衣,一脸不高兴地说:
“我还以为是要打仗呢!”
然后,大家坐下来喝茶,平心静气地交谈着,但是声音都很低,而且非常谨慎。外面也安静了下来,钟声已经不再响了。有两天时间,他们说话的声音都很小,神秘兮兮的。他们到什么地方去过,也有客人到他们这里来,详细地诉说着什么。我很想弄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东家一家人把报纸都藏了起来,不让我看。我问西多罗夫为什么要刺杀沙皇?他小声回答说:
“这事儿不许说……”
这件事很快就被淡忘了,被每天的生活琐事所掩盖,而且,没过多久,我遇上了一件非常不愉快的事。
一个星期天,东家一家人都去做早祷告了。我把茶炊放好后,便去收拾房间了。他们家的大孩子[100]跑进厨房,把茶炊上的水龙头开关给拔了,自己却坐在桌子下面玩了起来。茶炊内膛里炭火很旺,茶炊里的水一流干,茶炊便开焊了。我收拾房间的时候就觉得茶炊的响声不对劲儿,有些反常,走进厨房一看,不觉大吃一惊,发现整个茶炊都变黑了,一个劲儿地在抖动,好像想从地板上跳起来似的。开焊了的水龙头套管垂头丧气地向下耷拉着,茶炊顶盖歪到了一边,两边把手下面有几滴熔化了的锡——一个青紫色的茶炊,仿佛醉成了一堆烂泥。我用水一浇,它发出咝咝的响声,伤心地瘫倒在地板上。
大门台阶上的门铃响了,我去开了门,老太太当头便问:茶炊准备好了吗?我简短地回答说:
“准备好了。”
这句本来因为一时心慌说出来的话,被当成了我对主人的嘲弄,因而加重了对我的惩罚。我被打了一顿。老太太用一把松树枝打我,疼倒不算很疼,不过后背皮肤上扎了许多刺,而且扎得很深。到了晚上,我的后背肿了起来,第二天中午,东家不得不把我送到医院。
医生是个细高个儿,瘦得有点滑稽可笑,他仔细看了看我的伤势,语气平静地低声说:
“需要写一份拷打记录。”
东家的脸一下子红了,双脚在地上蹭来蹭去,开始跟医生小声说着什么,可是医生从他的头顶上望过去,简短地回答说:
“不行。我不能这样做。”
然后,医生问我:
“你想起诉吗?”
我觉得很疼,但是我说:
“不想起诉,请赶快给我治疗一下……”
我被送进了另外一间屋子,放到一张台子上,医生用一把令人挺舒服的凉飕飕的镊子将一根根的木刺拔了出来,他开玩笑地说:
“朋友,他们把你的皮可修理到家了,今后你什么都不用怕了……”
手术中,我感到奇痒难忍,完事儿后,医生说:
“朋友,要记住,共拔出了四十二根刺,多了不起呀!明天这个时候你再来,给你重新包扎一下。你经常挨打吗?”
我想了一下,回答说:
“以前更经常挨打……”
医生瓮声瓮气地哈哈大笑。
“会好起来的,朋友,完事儿了!”
他把我领到东家跟前,对他说:
“领回去吧,拾掇好了!明天叫他来换绷带。算您走运——小伙子人挺逗的……”
上了马车,东家跟我说:
“以前我也挨过打,彼什科夫——有什么办法?打也就打了,老弟!你挨打,好歹还有我可怜你,我挨打的时候可没有人可怜,一个可怜我的人都没有!到处都是人——人挤人,可就是没有人可怜你——连一个狗日的也没有!哎哟,简直一群鸡狗不如的畜生……”
他骂了一路。我很同情他,也很感激他,因为,他能跟我说这些话,是把我当人看了。
回到家里,大家对我,好像我是在过命名日似的,两位女主人一定要我详细说说医生是怎么给我治疗的,他都说了些什么——她们一面听,一面惊叹,“哎呀”“啊哟”地大呼小叫,时而满意地直咂巴嘴,时而又皱起眉头。她们对我受伤的情况、对我的病痛和种种不愉快的事情如此关心,简直让我受宠若惊!
我知道,他们对我没有提起诉讼这一点非常满意,于是,我便借此机会,要求他们能允许我向裁缝老婆借书看。他们不好拒绝我,只有老太太惊讶地叫道:
“好哇,你这个小鬼头!”
一天后,我站在裁缝妻子面前,她亲切地对我说:
“有人跟我说你病了,被送进了医院——瞧,这不是在瞎说吗?”
我没有吱声。照实说,怪不好意思的——何必让她知道这种粗暴而令人伤心的事情呢?这样挺好,她毕竟和其他人不一样。
我又读起大仲马[101]、庞松·泰拉里[102]、蒙特潘、扎科奈[103]、加博里奥[104]、埃马拉[105]、布阿戈贝[106]的大部头书了——我如饥似渴地一本接一本读,我感到非常开心。我觉得自己正置身于这种非同寻常的生活之中,它使我感到兴奋和激动,使我精神倍增。我自己制作的小油灯又冒起了黑烟,我整夜整夜地读,通宵达旦。我的眼睛有些发疼,这时老太太好心地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