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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2页)

昏暗冰冷的僧房不断传来嘎吱嘎吱的辘轳转动声,全寺上下都忙着洗脸。后院的鸡鸣分外清澈响亮,打破了晚秋破晓前的宁静。我们合拢法衣的袖口,匆匆赶往客殿佛坛。

黎明前的寒气中,这个无人住宿的宽敞房间的草席给人一种奇怪的感觉,似乎在抗拒我们的触碰一样。烛台上的火焰摇曳不定。我们行三拜之礼。先是站着叩头,然后跪坐,随钲声叩头,如此反复三遍。

早课读经时,我常常感觉得到男声齐诵中的勃勃生机。一天当中,要数早课读的经声最有活力。嘹亮的声音吹散了昨夜的妄念,似乎声带里迸出的不是音节,而是黑色的意念飞沫。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一种情形。尽管如此,想到我的声音也同样在将男人的污秽思想撒播出去,我竟生出了一股奇妙的勇气。

我们还未用完粥座,师父出发的时间就到了。按照寺规,我们都要到门外列队,为师父送行。

天还没亮,依旧满天星斗。通往山门的石板路上洒满银白的星辉。四处树影蔓延,高大的柞树影子和梅树、松树的影子交叠融合,铺满了地面。我穿着破了洞的毛衣,拂晓的寒气从胳膊肘钻了进来。

一切都在无言中进行。我们默默垂下头,向师父行礼。师父几乎没有什么反应。只听见师父和副司脚下的木屐踏在石板上啪嗒作响,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们必须目送到完全看不见他们的背影,这是禅家的礼节。

他们远去的背影已经模糊不清,只有白色的僧衣下摆和白色的布袜依稀可辨。有时我觉得已经完全看不见他们了,但那只是因为他们融入了树影之中。当他们的白下摆和白布袜在树影尽头出现时,脚步声的回音听上去反倒越发响亮了。

我们凝眸目送他们。从他们二人出山门,到完全消失踪影,时间好像过去了很久。

当时我心中生出一股异样的冲动。如同想从嘴中迸出一句要紧的话,却结结巴巴地怎么也说不出来一样,这股冲动卡在我的嗓子眼儿里,火烧火燎的。我渴望获得解放。母亲曾暗示,希望我能承袭住持的位子,而今不仅这一希望已经落空,就连升入大学也没了指望。我渴望从默默支配我、压迫我的桎梏中解脱出来。

不能说我这时候缺乏勇气。我明白,坦白是需要勇气的!这二十年来,我一直默不作声地活着,早就懂得坦白的价值。难道说我在小题大做?师父缄口不言,我就用不坦白来对抗,我这样做就是想试试“我是否可以作恶”。如果我坚持到最后也不忏悔,那么即使是极小的恶,也足以证明我已经可以作恶了。

然而,随着师父的白下摆和白布袜在树影中若隐若现,在黎明前的昏暗之中渐渐远去,卡在我嗓子眼里的那股火热的力量几乎就要喷薄而出。我真想将一切都讲出来,真想追上师父,拉住他的衣袖,把下雪那天发生的事,大声向他和盘托出。促使我产生这一想法的,绝不是对师父的尊敬。对我来说,师父对我施加的,是近乎一种物理意义上的强力。

然而,倘若我坦白,那我人生中第一次犯下的小小罪恶也就瓦解了。这样的想法阻止了我,仿佛被什么东西紧紧拽住了后背。师父的身影早已穿过山门,消失在微明的天空之下。

大家突然获得了解放,乱哄哄地跑进大门。我依旧发着呆。鹤川在我的肩头拍了一下,我似乎也跟着清醒过来,瘦削而寒碜的肩膀又恢复了矜持。

如前所述,尽管经过一些波折,我最终还是进了大谷大学。我并不需要忏悔。几天之后,师父把我和鹤川叫去,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应该开始准备考试了,为不耽误我们学习,免除了我们所有的作务。

我就这样顺利地进入了大学,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问题都得到了圆满解决。师父仍旧是那副态度,对我那天干的事不发一言,就连打算让谁做继承人的问题,也没有透露半点口风。

大谷大学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正是在这里,我第一次与思想,而且是我自由选择的思想,发生了亲密接触。

这所大学的前身,原本是将近三百年前,即宽文五年[1],迁至京都枳壳邸内的筑紫观世音寺大学寮[2],后来长期都是大谷派本愿寺弟子的修道院。本愿寺十五世常如宗主时代[3],浪华门徒高木宗贤布施重金,选了洛北乌丸头这个地方兴建了这所大学。本校占地一万二千七百坪[4],作为大学绝不算大。不过,这里不仅有大谷派自己的僧徒,也会聚了各宗各派的年轻弟子,在此学习佛教哲学的基础知识。

古老的砖砌校门将电车道和大学运动场隔开,同西面天空下层峦叠嶂的比叡山相对。进入校门,一条碎石路直通主楼前的停车门廊。主楼是一座古雅沉郁的二层红砖建筑。大门顶上耸立着一座青铜高塔,说它是钟楼吧,却没有钟;说它是报时台吧,又不见报时器。纤细的避雷针下,这座高塔的空洞方窗中露出一块蓝天,仿佛将青空的一角剪了下来。

主楼大门旁矗立着一棵菩提古树,那庄严的繁茂枝叶在阳光下泛着红铜色。校舍由主楼不断向外扩建而成,凌乱无序地连成一片,但其中大多是木制平房。由于学校禁止穿鞋进屋,所以各栋房舍之间由绵延无尽的游廊相连。游廊地上铺的板条已开始破损,只有破损的部分才断断续续地修理过。于是,如果在各栋房舍之间穿行,脚下的木料从最新到最老都有,仿佛行走在浓淡不一的拼贴画上。

我像任何一所学校的新生一样,每天都带着新鲜的心情上学,但过得却是稀里糊涂。我只认识鹤川一人,有话只能找他说。如此一来,特意到这个新世界来就没什么意义了。连鹤川也有同感,没过几天,我们就在休息时间故意分开,各自去结交新的朋友。不过,口吃的我总是鼓不起勇气,所以随着鹤川的朋友日益增多,我却变得越发孤单了。

大学预科一年,要学的科目有修身、国语、古汉语、现代汉语、英语、历史、佛典、逻辑、数学、体操等十门,其中逻辑课从一开始就让我头痛。一天,上完逻辑课,进入午休时间,我带着两三个问题,准备向早就希望当面请教的一位同学求助。

这个同学总是独自一人在后院花坛旁吃盒饭。这个习惯就像一种仪式。而他丑陋的就餐方式也十分遭人厌,所以谁也不接近他。他也不与同学说话,似乎拒绝结交朋友。

我知道他名叫柏木。柏木的显著特征是内翻足,而且很严重。他走起路来非常僵硬,就像一直在泥泞中跋涉,一条腿好不容易拔出来,另一条腿又陷了进去,同时还伴随着全身的摇摆起伏。那模样宛如在跳一种夸张的舞蹈,怎么看都不正常。

刚一入学,我就注意到了柏木。这并非毫无理由,他的残疾让我安心。从一开始,他那双内翻足便意味着对我身体条件的认同。

柏木坐在后院长着三叶草的空地上,打开盒饭。后院对面是一座玻璃破碎掉落的破屋,空手道部和乒乓球部便在那里面。后院里种着五六棵瘦小的青松,还放着一个小小的木框温床。木框上涂的绿漆早就剥离、翘起了,如同干枯的人造花一样卷曲着。温床旁有带两三层搁板的盆栽架、堆积如山的瓦砾,还有栽着风信子和樱草的花圃。

坐在三叶草地上是十分惬意的。阳光被柔嫩的草叶吸收,草地上铺满细碎的叶影。这一带似乎轻轻地飘浮在地面之上。坐着的柏木与走路时判若两人,同别的学生没什么两样。不仅如此,他苍白的脸上还有一种严厉之美。肉体上残疾的人同美女一样,都会显露一种无畏之美。残疾人也好,美女也好,都因为总被人看而备感疲惫,早就厌倦了他人的目光。走投无路时,他们只得转过头来,以本来面貌回视对方。谁能看对方看到最后,谁就是赢家。虽然柏木吃盒饭时垂着头,我却觉得他已经将自己周围的世界尽收眼底。

他在阳光下惬意知足。他的这种形象打动了我。看得出来,在春光里、花丛中,他完全没有我所感到的那种羞惭和内疚。他就是自我主张的那个形象,更准确地说,他就是存在的形象本身。他那坚韧的皮肤怕是连日光也穿不透,渗不进。

那盒粗糙的饭食——尽管他吃得非常专心,但显然难以下咽——丝毫不比我用早晨的剩饭装的盒饭差。昭和二十二年那时,想获取足够的营养,就只能去黑市购买食物。?

我拿着笔记本和饭盒站在柏木身旁。我的影子落在他的盒饭上,他抬头瞟了我一眼,又低下头去,继续单调地咀嚼起来,犹如啃食桑叶的蚕。

“那个,今天的课,我有不懂的地方想请教一下。”

我用标准语[5]结结巴巴地说。既然上了大学,我想就应该讲标准语了。

“我听不懂你说什么,结结巴巴的。”

柏木突然甩来这么一句。我立刻涨红了脸。他舔着筷子头,连珠炮似的说:

“你为什么找我搭话,我清楚得很。你叫沟口,对吧?残疾人跟残疾人交朋友也没什么不好的,但你真的把你的口吃看得比我的内翻足更严重吗?你太看重自己了,所以才把口吃看得同自己一样重要,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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