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父肯定很痛苦,我想,他肯定是经过一番苦思冥想之后才想出这个办法的。他现在确实恨我,但这很可能不是由于这张照片本身,而是由于这张照片让他不得不干下卑劣的行径——在自己的寺院中避人耳目,趁无人的间隙蹑手蹑脚地穿过走廊,进入从未涉足的徒弟房间,像个十足的罪犯一样打开我的抽屉——师父已经有充分的理由憎恨我。
想到这里,我心中突然迸发出莫名其妙的喜悦,随后便愉快地行动起来。
我用剪刀将那女人的照片剪成碎片,又从笔记本上撕下两张厚纸,将碎片包起来,紧握在手里,朝金阁旁边走去。
风高月明的夜空之下,金阁依然耸立在那里,浑身上下洋溢着阴郁的均衡。林立的细柱沐浴在月光下,宛如琴弦,金阁则仿佛是一件奇异而巨大的乐器。能否看到这番景象,取决于月亮的高低,而今晚正好呈现出这一效果。不过,风只能从这绝不会作响的琴弦的间隙中徒然吹过。
我从脚下捡起一块小石子,包进纸里,结结实实地拧成一团,就这样将女人照片的碎屑坠上重物,投入镜湖池池心。不一会儿,悠然扩散的波纹就来到了岸边我的脚下。
那年十一月间我的突然出走,就是所有这些事日积月累的结果。
事后回想,这看似突然的出走,其实经过了长期的深思熟虑和犹豫不决。但我仍倾向于将其视作一时冲动的行为。因为我内心从根本上缺乏冲动,所以格外喜欢模仿冲动。比如说,有个男人前一天晚上便计划好要去给父亲扫墓,结果当天出了家门,来到车站时却忽然改了主意,跑去酒友家了——这种情况,你能说他的行为纯粹是冲动使然吗?他突然改变主意,难道不是对自己意志的复仇吗?比起长久以来的扫墓准备,去喝酒的愿望其实才更加强烈。
我出走的直接动机是,前一天,师父第一次以毅然决然的语气对我说了这样的话:
“我曾经打算将来让你继承衣钵,但如今我要明确告诉你,我已经没有这个想法了。”
虽然这是师父第一次明言自己的决定,但应该说我早已有所预感,并做好了心理准备。师父的宣告对我来说并非晴天霹雳,我没有临到头才大惊失色、狼狈不堪。尽管如此,我还是宁愿把自己的出走看成是师父的那句话触发的我一时冲动的行为。
通过照片突袭这一招确认师父恨我入骨之后,我也开始渐渐荒废学业。预科一年级时,我现代汉语和历史都以八十四分拔得头筹,总学分七百四十八分,在八十四人中名列第二十四位,在四百六十四课时中,我旷课只有十四课时。预科二年级,我总分六百九十三分,名次落到了七十七人中的第三十五位。但我没有钱去消磨时间,直到三年级之后,我才纯粹为了享受不上课的闲暇时光而逃学,而这个新学期又正是照片事件不久后开始的。
第一学期结束时,学校发出了警告,师父也斥责了我。成绩不好,缺课又多,这固然是斥责的理由,但让师父尤为恼怒的是,我竟然没有参加一学期只安排了三天的“接心[15]”。学校规定,暑假、寒假和春假之前,各有三日“接心”,一切形式都同专门道场[16]一样。
这一次,师父特意把我召入自己的房间斥责,这相当罕见。我只是耷拉着脑袋,沉默不语。我暗自期待师父提起的事,无论是照片事件,还是更早之前妓女勒索钱财的事件,师父全都只字未提。
然而,从这时开始,师父对我的态度明显冷淡了。说起来,这正是我希望得到的结果,是我希望看到的证据,也是我的一种胜利。而且,要获得这样的胜利,只需要偷懒就够了。
三年级第一学期,我旷课达六十多课时,大约相当于第一学年三个学期总旷课时间的五倍。这么多时间,我既不用来读书,又没钱去娱乐,除了偶尔同柏木谈谈话,我都一个人待着,什么也不做。我寡言少语,独来独往,无所事事,以至于我对大谷大学的记忆和无为的记忆融为一体,难以区分。这样的无为,或许也是我所特有的“接心”吧。因为在此期间,我没有感到过片刻的无聊。
我曾坐在草地上,一连几小时盯着蚂蚁搬运细红土筑巢,但引起我兴趣的并非蚂蚁。我也曾长时间地呆望着学校后面工厂的烟囱冒出的轻烟,但勾起我兴致的也并非轻烟……我觉得自己正全身心沉浸在自我这一存在之中。外界到处时冷时热。是啊,怎么说才好呢?外界一会儿斑斑点点,一会儿条条杠杠。自己的内部同外部不规则地缓缓相互替换,周围无意义的风景映入我的眼帘——就这样,风景闯入我的内部,而那没有闯入的部分在远方朝气蓬勃地闪烁着。那闪烁的东西有时是工厂的旗帜,有时是土墙上微不足道的污点,有时又是扔到草丛里的一只旧木屐。所有的一切,都在我心里乍生乍死。可以说,这些都是不具任何形态的思想吧……重要的东西,总是同琐碎的东西牵手,今天报上登的欧洲政治事件,似乎同眼前的旧木屐有割不断的联系。
我曾经就一片草叶顶端的锐角进行过长时间思考。说“思考”也不恰当,这些莫名其妙的琐碎念头绝难持久,只是在无关生死的我的感觉上,如同副歌一样执拗地反复出现。为什么这片草叶的顶端必须是这样锋利的锐角?如果它是钝角,草这一物种就不复存在,整个自然就必然从这一角崩溃吗?倘若如此,拆下大自然齿轮中的一个极小零件,不就可以颠覆整个大自然了吗?于是,我徒劳无益地思索起种种颠覆自然的方法来。
我受师父斥责的消息很快便不胫而走,全寺上下对我的态度日益严厉。曾嫉妒我升入大学的那个徒弟,总是用得意扬扬的冷笑望着我。
夏秋两季,我在寺内继续着几乎不同外人开口说话的生活。我出走的前一天早上,师父指派副司来传唤我。
那是十一月九日的事。我正要去上学,所以穿着制服来到师父面前。
师父本来是满脸福相,但因为不得不见我,同我说话,他那张脸异常僵硬凝固。见师父以看麻风病人一样的眼光看我,我感觉非常痛快,因为这才是我希望见到的洋溢着常人感情的眼睛。
师父立刻挪开视线,一边在手炉上搓手一边说话。他那柔软的掌肉相互摩擦的声音虽然微弱,却在初冬清晨的空气中无比清澈,甚至有些刺耳。法师的肉和肉接触时,似乎存在着超乎必要的亲密。
“你过世的父亲该多么伤心啊!看看这封信,学校又寄来了严厉警告。再这样下去会是什么结果,你自己好好考虑考虑吧。”接着,师父便说出了那几句话,“我曾经打算将来让你继承衣钵,但如今我要明确告诉你,我已经没有这个想法了。”
我沉默良久,说道:
“看来您已经把我抛弃了?”
师父没法立刻作答,过一会儿才答道:
“都到这般田地了,你还觉得自己不该被抛弃吗?”
我没回应,但不久就禁不住结结巴巴地说起别的事来。
“我的事,师父无所不知;师父的事,我想我也一清二楚。”
“你知道又能怎样?”法师的目光阴沉下来,“毫无意义,什么用都没有。”
我从未见过眼前这种人——他完全抛弃了现世,对生活的细节、金钱、女人,对所有的一切都无所不沾,却又如此侮辱现世……我感到恶心,仿佛碰到了一具血色极好、体温尚存的尸体。
此时,我心头涌起一股迫切的渴望,想要与自己身边的一切远离开来,哪怕片刻也好。从师父房间退出来之后,这个想法始终挥之不去,而且越来越强烈。
我把佛教词典和柏木给的尺八等用包袱布裹好,连同书包一起提着,匆匆赶往学校。路上我脑子里想的就只有出走的事。
走进校门,正好碰见柏木在前面。我拉住他胳膊,闪到路旁,提出借三千日元,并请他收下词典和赠我的尺八,拿去多少派点用场。
柏木的脸上一扫平时鼓吹邪说时那种哲学式的爽快,他眯着眼睛,用迷离的眼光看着我说:
“还记得在《哈姆雷特》那出戏中,雷欧提斯的父亲对儿子提出了什么忠告吧?‘不要向人告贷,也不要借钱给人,因为债款放了出去,往往不但丢了本钱,而且还失去了朋友。’[17]”
“我已经没有父亲了。”我说,“如果不行就算了。”
“我还没说不行呀。咱们好好谈谈吧,现在我也不知能不能凑出三千日元来。”
我不由得想一一列举从插花师傅那里听来的柏木的手段——从女人身上巧妙地榨取钱财的手段——但还是忍住了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