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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队落户的日子（第1页）

插队落户的日子

通江丁玉敏

作者简介

丁玉敏，女，一九六五年于重庆市第一中学高中毕业，当年十月下乡到通江县沙溪区文胜林场，曾在通江县杨柏中学、通江中学任教。一九八九年任通江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一九九〇年三月任通江县副县长。一九九四年一月调回重庆，任江北区教委副主任，二〇〇一年十月退休

原本不想对三十多年前的往事再去回忆。夜深人静的时候，几十年前的事情竟然一幕幕地出现在眼前，那段失落、苦闷让人无助无奈的日子，令人夜不能寐。我家姐弟三人，弟弟一九六五年在重庆十中初中毕业后下乡去了达县地区平昌县西兴公社，当了十年农民。同年我从市中高中毕业后下乡去了通江县文胜公社。我在通江从知青（农民）到教师，再到机关干部，竟干了二十九个年头，二十八年整！

我是怎么到的通江？别人认为我（们）是因为没考上大学、没办法了才下的乡。事实是，大学考了，分数上了，人没上。这个当年众所周知的沉重话题，不说也罢。急于从高考的失落中解脱出来，从别人漠视的目光中逃逸而去，农村成了最理想的去处。其实，我们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中学毕业去农村完全是自己的选择，它是否是高考、中考落榜者的一条出路，当时我是连想也没有想过。

在林场的日子虽苦但不闷。有近五十名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的知青，男男女女，大大小小在一起，每天都有让人搞笑的事情。有领导、有组织、有同学，有饭吃、有房住，一切不用个人操心。没有梦想，但有追求；没有激励，但有交流。林场解散后，知青下乡到各个生产队。吃饭，自己去碾米；吃面，自己去推磨；吃菜，自己种；吃肉，自己养猪；吃油，就要用地里收下的干油菜籽去油坊换……什么都靠自己，没人帮忙。可算是真正和贫下中农相结合了，这一段日子，我记忆犹新。

在文胜乡一大队党支部书记何清远的关照下，我、张光亲等五人被安置到一大队五生产队。地形成长条状，从山顶到山下长达五里的半匹山就是五队的土地。为了打柴方便，我们选择了五队的制高点——井垭子。井垭子共住了三户人家，上院是队长的儿子何贻学及何贻强两家，下院住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吴显清及其儿、媳、孙子。我们五人被安排在她们家旁边的堂屋及另一间四壁皆空的屋子里。我们学着当地人把年长男者称为表叔，年长女者称为表婶。名副其实当农民的日子开始了。

砍来刺竹，将住房四周的空洞补上。又挖来泥巴，铡些谷草，加水调和。开始是穿着胶统靴踩泥，但踩不匀，干脆光脚跳进泥里用脚踩。然后把踩匀的泥糊在用刺竹编好的墙上，乘泥未干，贴上报纸，房子就收拾出来了。顺墙一溜放上五张木床，靠窗处放上缝纫机（林场解体时，分给我们五个女生的，也是林场唯一一件值钱的东西），堂屋用来煮饭，这就是我们的家。晚上用热水洗脚后，火辣辣的疼，才发现两脚背、小腿全是小血口子，是被泥中的小石子和谷草头扎的。管它的，因为太累，也呼呼入睡了。

表婶吴显清告诉我们，队里分自留地时，你们就要长着两棵柿子树的大田和另一块沙田。柿子熟了好卖钱，沙田好种洋芋。没肥料，何清远书记叫我们去他家挑回了两挑粪，栽上了洋芋，大田里栽菜和其他东西。

我和光亲去沙溪买了近二十个大大小小的咸菜缸，分两次才背回来。我们想方设法把各种可以“进口”的东西做成咸菜，放在没菜时尤其是冬季大雪天时吃。我记得把红苕藤用开水烫一下，晾干切成小节，然后放上盐、花椒、海椒装在倒扑坛里，两个月后拿出来吃，又麻又辣，味还可以。另一种菜是吃得最多的，叫“稀辣子”。栽的海椒收头了，拔下来，将所有的红、绿、老、嫩海椒全摘下来洗净晾干。抓点油菜籽、南瓜子用微火炒一下，再切点姜和海椒一起在小磨上推，推出红红的辣椒酱，放上盐，搅匀，装进缸子里，用勺子在酱上慢拍一会，辣椒酱面上会浸出来薄薄一层油，这就是油菜籽和南瓜子的油。有油封住才不会坏。表婶教我们用的这个办法，放上一个星期酱就可以吃了。

我们一年中的主食大都是苞谷、洋芋、红苕、南瓜，大米很少，这是因为地多田少。我们常吃的一种饭：烧一大锅开水，把南瓜砍成大砣先煮熟，再把苞谷面洒在锅里，基本动作是左手洒苞谷面，右手拿两根长长的刺竹在锅里搅，不断洒、不断搅，一锅黄酱子就煮好了，我们称之为苞谷糊糊。上一小碗稀辣子，一人添一碗糊糊就吃饭，每人都吃得下两大碗，苞谷糊糊把我们养得好胖！后来才知道是虚胖，我们几人一度连“例假”也不来了。一直到过年回重庆，大家又见面，都说回家一周后“例假”恢复了。光亲的妈妈炖了一只鸡，四妹告诉我，外婆说要等你去时才让吃。老人说这些孩子太苦了。

最让人受不了的是冷饭，吃得胃疼。每天要出早工，留一人在家煮饭。煮好后，先舀上五盅盅留作中饭，其余散饭添在小盆里早晨吃。天热倒没什么，天冷就惨了，中饭就像吃冰坨，我们还是狼吞虎咽地消灭掉，晚饭回家吃糊糊。大米和小麦磨的面粉一般是有外人来，我们才动一点，并且饭中还要掺红苕什么的，光米饭是吃不起的。

累，每天劳动完回到家，我们都感到累。记得秋天打谷子时，男劳力在后面拌桶里打，我们在前面割谷子，后面催，我们拼命割，一天下来，骨头像散了架。分谷子（或红苕、苞谷、洋芋）时，要背回井垭子，脚杆软惨了。刚背上就在心里想：走五百步就歇。结果不行。走三百步，还是不行。一百步、五十步……慢慢拖到家后，腰和腿都不像是自己的了。现在真是难以想象，当时是怎么挨过去的。

砍柴是件极辛苦又危险的事情。自留山上有一些松树，可以剔些松桠当柴烧。我们不会爬树，就搬一个楼梯去，靠在树上，一人在树下护住梯子，一人上树砍松桠。经常砍，松树的枝丫越来越少，大多松树都只剩树顶还可以砍了。树越高越细，再加上楼梯和人的重力，松树东摇西摆，一旦树断了人掉地上就完了。一天我正在树上砍松桠，光亲去另一棵树下抱砍下的松桠打捆，忽然梯子一滑，我连忙双手抱住树子，大叫：“光亲，快点，梯子……”砍几天松桠，手膀子痛得穿衣服都举不起来。我记得出工点苞谷，我连锄头都拿不起，大家都照顾我丢苞谷种子。

两棵柿子树终于挂果成熟了。有的红了，那叫天黄柿，摘下就可吃。青柿子大多要制作成干柿饼拿去卖。把柿子从树上摘下来，这叫“下柿子”。我们请生产队的小伙子帮我们的忙。告诉二人，每人带一个大背篼，一根长绳，柿子下完后，背一篼各自回家，算是我们付的工钱。表婶教我们刮柿皮，搓草绳，然后把刮好的柿子一个个挂在草绳上，再一串串吊在屋檐下。经过雪风吹，柿子慢慢吊干了，上面一层白霜。表婶说可以卖了，卖给供销社太便宜，而在乡场上零卖要划算得多。

背到沙溪街上，我们都不好意思卖，就把这事全权委托表婶，她在卖自己的东西时，一并帮我们把柿饼卖了。当表婶把几元卖柿饼的钱交给我们时，我们才懂了，当时表婶为什么在分自留地时让我们一定要大田，大田边有柿子树，柿子树就是钱啊。表婶真好。中午我们在沙溪街上小食店吃了一碗小面，临走再买点盐，打点煤油等。

赶沙溪场，一般是早去晚回，花一天时间，回家又是上山，到家也是累得够呛。赶场天，是插队的知青们最高兴的日子，不只是可以在街上奢吃一顿（其实只是一两碗面条），而且还能和插到其他队的知青见面，互相问候，摆一些新鲜事，听两段小消息，晚上再讲给没去赶场的知青听，几个人说说笑笑，可以兴奋半夜。

我们和当地干部、社员关系都处得很好。作为“知识青年”的我们，承包了大队及生产队的每一期专栏。我们在它们上面努力发挥着自己的想象，显示着我们的学识。当队长用手摸着并没有胡子的干下巴，一个劲笑着说“好，好”时，我们心里得意极了。我们一回重庆，就帮队里社员代买塑料凉鞋，便宜又方便，脏了在水里涮一下就干净了。嫁到我们队的新媳妇最喜欢找我们耍，出工时特愿意和我们在一起，大概是年龄相近、身份也相似吧（她们认为自己和知青都是“外来人”）。我们的豇豆、南瓜长得好，新媳妇到井垭子出工时，我们会在收工时让她带回一撮箕豇豆，或背回两个南瓜。表婶因是邻居和我们关系自然不同，加上她又有个两岁的孙子明娃子，我们有什么东西也送给她们一点。平时，表婶也给我们帮了不少忙。比如碾米前要将谷子烘干，这是技术活。烘得不干，碾不出米，烘得太干，全碾成碎米了。只有表婶有这个本事，所以每次烘谷子都是表婶帮我们看火候。

生产队甚至大队有谁家办喜事，也请我们去。其他人送鸡蛋、挂面等，我们送钱，一人送一元钱（一元钱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生产队小春每个劳动日8分钱，大春也才三角二分钱），主人家很高兴。通江办喜事吃饭兴“十大碗”，就是每桌要上十大碗菜，鸡、鱼、肉都有，吃的是光米饭（就是饭里不掺杂粮）。十人一桌，吃时旁边站有专门添饭的，这碗还没吃完，“叭”，立马又给添上一大碗。“光米饭”啊，又有肉，人人都那么兴奋。我们自己是吃不起光米饭的，肉也是几个月吃一次，还得有客来。农民办这酒席也要节省多年才行。十大碗中的内容是有数的，每碗都是十块（或十片、十砣），每人只能夹一次，多夹了，别人就没有了。但饭没规定，汤也多（如萝卜汤等）。“吃！”我给她们几个说，反正送了钱的，不吃白不吃，多吃一点，过一下尽米饭的瘾。哪知道半夜涨得胃痛，第二天又拉肚子，真是划不来。可下次有人请，照去不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