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

插队落户的日子（第2页）

生产队有几个印象特深的人。

何才德——一个六十多岁的老者，白净、清瘦、矮小有点文化，在何氏家庭中辈分很高（吴显清表婶都喊他才德祖），在生产队里德高望重，农村叫“说得起话的”。我们称他为才德表叔。其妻袁表婶，几个儿子、媳妇、孙子一大家子人对我们都好。有什么事我们都愿意告诉才德表叔，他也经常教我们做农活，和我们摆龙门阵，宽我们的心。

最让人感动的是，一旦生产队出工在大院子附近，中午饭时，才德表叔就会叫我们几个去他家吃新鲜饭，而把我们带上的冷饭热了他们吃。酸菜汤里下一大把干面条，煮成一大盆，既当菜又当汤，袁表婶再给我们用油炒一盘咸菜，吃得真香。看我们吃饭的样儿，袁表婶说，这些女子的妈要是看到不晓得好心痛。才德表叔则一个劲说：“吃好，吃好。”

这就是农民！真诚善良的巴山人家。何才德本人识字，几个儿子都读过点书，最小的儿子正读初中，是他们家文化最高的人。才德表叔对我们好，其中有一点是因为他崇尚读书人!“知青”——有知识的青年，多好！起码才德表叔是这么看我们的。

何全德——生产队长，五十多岁，我们不称他表叔，呼他的官名——“队长”。队长对我们也满不错的，平时看见我们都客客气气，出工也没有另眼看我们，别人一天几个工分，我们也一样。因为我们五个女生是五个户口，所以我们对外从来都说是五家而不是一家，尽管我们是住在一间屋里，吃着一锅饭。队里分猪草如胡豆叶、红苕藤等，一户人一堆。考虑到我们只养一头猪，多分回去吃不完烂了可惜，所以有时我们就只背走了两堆或一堆。袁表婶说：“几个女子就是懂事。”但有一天我们居然“不懂事”了，和平时相安无事的队长发生了点小冲突。

这天上午栽秧时，何光昆（一青年农民，叫我们“姐”）悄悄告诉我，说是大队分给生产队一批刻有“农业学大寨”五个字的毛主席像章，专门送给农民的。何光昆又说，听队长讲这毛主席像章是发给“真正的贫下中农”的，那几个知青不是“真正的贫下中农”，不发。当时，我们心里虽然很气，但不能失态，要和队长讲理，把我们的身份搞清楚，把属于我们的权利争过来。

上午近十一点，队长果然通知开会。平时开会，我们都和妇女坐在一边。而那天，我和光亲与队长分坐了一张四方桌的三个方位。队长见我们坐到了他旁边，一边尴尬地笑着，一边连说：“坐、坐。”开会了，队长说：“毛主席关心我们农民，中央专门为农村制作了‘农业学大寨’毛主席像章，大队已经分给我们队了，分配方案是一户一至二人发一颗，一户三人发两颗；五至六人发三颗……毛主席像章是发给真正贫下中农的（队长看了我一眼），所以你们几个知青就不发了。”我说：“队长，我讲几句。”他说：“你讲、你讲。”我先背诵了毛主席《关于中国社会各阶段分析》一文中“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一段语录后，说道：“我们是知识青年，毛主席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有作为，我们是响应毛主席号召才远离故土、父母家人来到这里的，所以我们这叫来得正；在生产队我们的表现常得到队长您的好评和表叔表婶、大哥、大嫂们的夸奖，连区委余书记也表扬我们，这是有目共睹的，这叫行得端。至于我们的家庭出身：有两个教师、两个小商、一个医生，若要划最孬也要划到下中农里（这是我自己划的）。而下中农是毛主席所说的依靠对象，是革命的主力军，所以我们也是真正的贫下中农！那么按照刚才队长宣布的发放方案，我们五人是五户，因此应领五颗毛主席像章。”说完我还故意问一下：“队长，您说对不对呀？”队长苦笑着说：“应该五颗，应该五颗。”于是我们领到五颗像章。离开会场回到家，我和光亲大笑一通，心里却是酸酸的：妈的，农民也想欺侮我们！

何贻蒙的儿子追出来向我要像章，我说：“这可不能乱送，这是发给真正贫下中农的哟，明天我送一个大的毛主席像章给你，重庆带来的。”不是真的贫下中农，就是地富反坏右了，就是监督劳动改造的对象了。“知青”在老实憨厚的全德队长心目中到底是何许人，恐怕全德老汉自己也没搞明白。肯定是另有人告诉他，不准发给那几个知青毛主席像章，否则他也不会对区上、公社、大队经常表扬的几个女知青作出那个错误的决定。只是难为他想了一个那么荒唐、笨拙的理由：知青不是真正的贫下中农，可以不发。可恶的不是队长，而是那个在队长背后操纵他的人。能指挥队长，可见得不是一般人物了。对知青群体的评价，城市、农村都差不多。听说过一则故事或叫笑话：一九六八年重庆城里，人们排队买东西。甲说：好像现在小偷少些了。乙接着说：知青都回乡下去了噻！人们把知青看成了小偷！而全德队长等人又把知青排除在真正的贫下中农队伍外。知青，在社会中算哪一个层面呢？我想既然是自己选择了当知青这条路，就得选择承受知青的一切。想不明白干脆别管它。

何光永大姐是本队人，她丈夫何光海是上门女婿。何光永大姐三十多岁，高挑的身材，白净的肌肤，圆盘脸，特别是一双见人就笑的眼睛和朗朗的笑声，给人一个能干、漂亮、直爽、慈善的印象。她生了三个女儿。在家她是主事的，在生产队里人缘也特好。

何光永大姐没文化，但她喜欢接受新事物，尤其喜欢听我们讲重庆城里人的事。甚至她说话也文绉绉的，比方我们说睡午觉，她称之为“午眠”；东西找不着了，她用了“杳杳无凭”这个词。有一次我们在一起摆龙门阵，她居然说了一段至今我都还记得的话，她说：“没得道理闹，别人说你横；有道理不闹，别人说你莽（傻、笨）”当时我们都笑起来了，这个没文化人还说得出那么有“哲理”的话。她使我想起了哪位哲人说过的类似语句：“在人之上，要视别人为人，在人之下，要视自己为人。”和队长闹着要五颗像章的事，是不是何光永大姐所说的，明明有道理，为什么不说？不说才是大笨蛋呢！自己要把自己当人。何光永大姐是怕我们来五队吃亏，受欺侮啊。

我们五队有一个村小学。一到四年级，几十个学生，一个教师，一大把年纪了，上课用的“普通话”把我们听得眼泪都笑出来。我们悄悄说，干脆我们几个知青去把这所村小“接管”了（“**”词汇）。我们都是堂堂重庆一中的高中毕业生（自认为都是高才生），语文、数学、英语、俄语、物理、化学、音乐、美术都能教，起码比这老夫子强。教书，我做过这个梦。一次去永安区赶场，我和光亲路过永安中学时，光亲说能到这个学校工作就是守大门也行。我说就是扫厕所也可以。可是当时谁会要我们！谁敢要我们！人一生境遇多变，后来我们五人中居然有三人都成了教书匠，其中包括了我。

去公社赶场，停留最多的地方是公社对面的文胜乡中心小学。去学校可以看书看报，可以看老师给学生上课。小学校长叫刘汉伟，对我们很好，常借给我们书报。当时没有电视，没有广播，一切信息的来源除生产队开会时队长讲的和赶场知青见面时谈的外，最直接可靠的就是些起码过期半个月的报纸。每张报纸都认真仔细看完，就连中缝的内容也不放过。我们期盼着哪天会从报纸上找到一条毛主席对知识青年的又一最高指示，憧憬着我们的出路和未来。

我们到处借书看，为此还和社员发生了矛盾。一次不知从哪里借到一本小说，叫《万花楼》。我记得里面比较有名的一篇故事叫“狸猫换太子”，我们几人传着看。一天下午天快黑了，听到上院何贻强的妻子李景秀在骂人。开始我们都还不怎么在意，后来仔细一听，好像是在说谁看了《鲁班书》，“使了法”，让她的豆花点不起，做可恶事，不得好死等等。问表婶，她笑了笑说，肯定是说你们。我连忙问今天谁去了上院？光亲说她借背桶时去过。原来李景秀认为我们看的《万花楼》是《鲁班书》（其实《鲁班书》是什么书我们也不知道），光亲去她家借背桶时“使了法”，她的豆花才会点不起。我们反复解释也无用，只好罢了。以后每到了别人家，都要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你们家在点豆花没有。有时干脆就不进屋，免得哪天豆花点不出来，又是我们“使了法”。真冤。

一天该我煮饭。送饭路上要经过一块大田，大田边是深沟和很窄的田坎。大田里刚栽上的秧还未返青，突然我看见两条很粗很长的乌梢蛇绞在一起，在田中上下翻腾。（后来才知道这是雌雄两条蛇在**，农民称之为“蛇生务”。）我不敢走，怕蛇一下子冲过来，就原地站着。大田靠山那边有户人家，男主人叫何贻诗，他女儿春香子问我看啥子？我说：“春香子，好大两条蛇哟。”春香子马上进屋给她爸讲了。只见何贻诗拿了一根扁担跑过来，一扁担砍下去，一条蛇被砍死，血把田里的水都染红了一小片。另一条蛇一下钻进了田畔岩的石缝中，留了近两尺长一段还在外，钻不进去。何又用扁担猛砍，蛇终于退出来，又被一扁担砍死了。两条蛇提起来，足有五尺长。何贻诗又用石头将蛇头砸烂，然后丢进路旁的深沟里去了。这大概就几分钟的事，我还没离开那里，就听见何贻诗的老娘在骂人：“自己要死就死，不要拉别人‘垫背’！几个家伙，没有一个是好东西！”我一听，好像是在骂我们。我问何贻诗，何说：“你走，莫管。”我一头雾水。后来给才德表叔说，才知道：人看见蛇生务要倒霉，喊了哪个名字，那人跟着倒霉。原来是我喊了春香子，难怪何贻诗的老娘把我臭骂了一顿。我又不懂，真冤！

知青下队后物质上的匮乏，精神上的空虚，艰难、寂寞、苦闷是没插过队的人难以想象的。我当副县长时（我在通江县曾担任过三届县人大代表，一届半副县长），达县地区十佳劳模巡回报告团到通江。当天我主持大会。会后我给郭孝友县长说，今天我最感动的是那位达县纺织厂的女劳模，她当过知青。报告中她谈到，被招工到达纺厂后，她拼命地努力工作，后当上了车间主任。刚搞好一个车间，厂长又把她调到一个差的车间。两年后，这个车间也搞好了，厂长乂再把她调到另一个更差的车间。她爱人就说：“傻儿，厂长整你冤枉。”她说：“管得他的哟，总比当知青好点。”这句话让我好感动！

知青的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它不是一般身体上的劳累，不是吃、穿、住（不谈行）等方面和城里人在质和量上的悬殊（就是和当地农民在吃住方面也是无法比的，农民起码有多年的积蓄，知青没有），而是思想上的颓废、精神上的空虚、文化上的贫乏。毕竟当时我们都才二十来岁，是一群风华正茂、血气方刚的少男少女啊！达纺厂的女劳模认为她拼命工作“值”，那是因为她努力工作，年底能评上先进，当上模范，增加工资。是精神奖励、物质奖励都有了。她已安家，全家都高兴，所以她认为值，“总比当知青好点”。

而知青的出路在哪里？知青的前途在哪里？一切都遥遥无期。随着年龄的增长，心里的苦闷与日俱增，可还得学会忍受日复一日循环往复的生活中无法逃避的诸多单调和乏味。尤其是在大雪封山的夜晚，躺在铺着厚厚谷草的**，听着寒风在外呼啸，人冻得缩成一团。在这凛冽漫长的冬夜，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苦难的平静，一切都灰飞烟灭。寒冷，使人已经麻木。当时有人劝我们安家（二十多岁，也到了安家的年龄），可是怎么安家？拿什么安家？我们几个谁也没有答应。可悲的是给父母去信，还总说我们都好，让家里放心。我们不能孝敬父母，也不能让父母焦心吧。

长期的苦闷和压抑，我感到自己的心态都发生了改变，稍有不对，我也学会用脏话骂人了，且对此不以为然。年轻姑娘的腼腆、羞涩，也顺理成章地变得无足轻重——“知青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无聊地打发着每一个苍白的日子。直到一九七一年，我被通知参加“三线建设”，而后参加了教师队伍，再到机关。二十八年后，因为年迈的父母身边无人照顾，我才做梦似的返回了重庆。（我父母亲已九十高龄！）

离开通江十年了。虽然通江贫穷，我对她依然充满了深深的眷恋和思念。

这是因为通江养育了我近三十年，我从一个什么也不懂的中学生成长为一名国家干热这是因为我和去通江的几万重庆知青一样，我们的青春岁月因为相同或不同的经历而拥有了弥足珍贵的回忆。通江人勤劳、朴实、善良，我爱通江。通江银耳，驰名国内外，通江是银耳的故乡；沙溪区红云岩上“赤化全川”的庞大石刻是当年红四方面军在通江浴血奋战的记录，通江是红军的故乡；平溪区沿河几十公里路上的大大小小近百个溶洞（大的可容上万人）内，千姿百态的钟乳石叫人流连忘返，通江又是溶洞的故乡。通江是神奇的。

我爱井垭子，我爱文胜，我爱通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