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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梁（第4页）

春节那一天，全体拆卸人员休息了一天。紧接着，又奔赴了工地……

3月4日，机械一组遇到了拆卸以来最大的工程技术问题：在轧钢主跨与精整跨之间的D轴线上，有两根钢吊车梁，每根长50米，高3。5米，重72吨。原想用两台100吨的汽车轮吊直接吊卸，由于这钢吊车梁的下面，正好又有又宽又深的机床基础，汽车吊开进去后，离吊点距离还差12米远，根本无法接近。怎么办呢？

李厥祥和一些高工，闻讯赶到现场，参加了他们的诸葛亮会。老肖提出铺垫进车，但很快被老刘否决了。小周又谈了切割分两次起吊的意见，显然也不理想。李指挥长提醒大家说：“我们首先要考虑到运输的可能性、技术的可能性和可靠性，然后尽可能地做到拆卸构件经济合理。”

有了这四条原则，工人们你一言我一语热烈地讨论起来。李厥祥边听边随手在地上画着。二十分钟后，这位工人出身的指挥长吸取了大家的有益的建议后，提出了一个方案：“我看打两个钢支架支撑着大梁，然后把两根梁分解为六段。这样便可化整为零，各个突破。”

切割作业时，由于氧气突然回火，把正在操作的外号叫“毛胡子”谢国光的一脸美髯一把火烧光了。随队的医生赶紧为他敷上烫伤膏，并要他先在医疗室休息。但医生刚刚转过背，谢国光就捂着烧伤的下巴，飞跑着返回工地去了。

“毛胡子，你连脸都不用刮了，多省事。”

伙伴们和他开起了玩笑。

离合同规定的期限只有25天了。由各组骨干组成的突击组，打了一场漂亮的扫尾战。

30万米高压电缆，卷成了98盘，一寸也没有留下；

3500米地下管道，拆下来了，并吊上了地面；

连铸跨也突击拆卸完工了；

…………

偌大一家钢厂，偌大一座钢城，在这群黄皮肤的中国工人的手里，一天一天地变矮，一天一天地变小，最后终于消失了，化为了一片平地。有些地方，还被这群“死抠”的中国人，掘地三尺，连一个小小的地脚螺丝都拆下来，带走了。他们一边拆，一边编号，一边测绘。他们把这座钢城，不知拆卸成了多少万个部件，又把这多少万个部件，变成了1500多个包装件，搬上了海轮。

他们终于只用了112天时间，完成了全部拆卸任务。比合同规定的四个月，提前了8天。

这时候，那些法国的起重司机们，变怀疑的目光为钦慕的目光了。一个个伸出大拇指，直夸中国工人好样的！

当地的报纸——《瓦尔晨报》，为这群中国工人，做了这样的报道：“……他们每天早上五点不到起床，然后离开佛尔缪旅店，正七点太阳刚露一点尖就开始工作，随后是不停的奔波苦干，直到中午十二点，十分钟的午餐，另外十分钟闲聊‘工作’，十二点三十分又投入繁重的劳动之中，马不停蹄地忙到十八点钟，就是太阳下山，夜幕降临之前，他们仍然啃掉工厂的几根骨头……”；“每天按十二小时，每周七分之七的工作，在一种良好而热烈的气氛中展开苦干。”

风潮陡起

世上没有平坦的路。

任何事物都不可能一帆风顺。

涟钢人在进行30万吨电炉工程的决策和建设的时候，掀起过风浪，卷起过波澜，经受了各种各样的考验。

正当在大洋彼岸，徐副厂长和李厥祥指挥长带领大家把一座钢厂一个部件一个部件地拆卸下来，装进包装箱的时候，厂内的干部、工人中，突然卷过来一阵风，掀起来一层浪，使这个两万多人的大钢厂，引起了一阵强烈的躁动。

“湖南是缺电省。上电炉，具备这个条件吗？”

“如果电不能保证，还上什么电炉？”

“现在的6吨的电炉都开不满，一年间总要拉几次闸，60吨的电炉，能有电来烧？看吧。少不了有废钢吃。”

“上电炉，国内的难道不行？非得到外国去买？还不是厂里的头儿们想借机到国外去兜兜风，去开开洋荤。全不把工人用血汗换来的钱当数。”

“贷几个亿的款来建这个电炉，背这么一身债，能还得清吗？等着瞧吧，三、五年里不要想得一分钱的奖金了。”

“……”

一时间，从炉前、车间，到食堂、宿舍，人们议论纷纷，钢城舆论哗然。从工人到一般干部，从一般干部到领导干部，人心惶惶。有些本来支持上电炉的人，也受到了感染，对上电炉能否成功，能否给厂子带来效益，注入后劲，持怀疑态度了。

这一切，像一座无形的山，重重地压在工厂决策者身上，尤其是厂长宋焕威的身上。

哪知，就在厂里人心浮动，风潮迭起的时候，在购买的那家钢厂的所在国，我国一位驻外的新闻记者，不知从什么渠道获得消息，发回一篇内参，说是一家废钢厂的一套根本就不能用的电炉设备，我国几家单位去抢购，互相抬高价钱。这套设备运回国后，很可能是一堆废铁……云云。这理所当然地引起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一位负责同志，在这份内参上做了批示，责成冶金部进行调查……消息传到厂里，厂里更多的工人、干部，忧心忡忡，意见纷纷，有些人当面质问起宋焕威来。

省长熊清泉、副省长陈邦柱，来厂视察时，曾经热情地支持涟钢上100万吨，热情地支持厂里购买法国拉卡尔德钢厂的这座电炉设备。此时，他们看到我驻外的一名新闻记者的内参，心里一时也没底了。他们毕竟没有亲自出外考察过，他们很谨慎地把宋焕威找去询问：“你，到底有没有把握？”

宋焕威心里是有数的。

6月，他和省冶金厅厅长陈运兴，副厂长詹先礼领着厂里好几名炼钢、轧钢专家、总工程师，一行12人，到现场进行了认真的、细致的考察，做了多方面的可行性调查。能开动的设备，他都亲自开动过，试过车，许多关键性部件，他还亲自拆开来看过。他很自信地向省里的领导同志拍着胸脯说：“我负责！请相信我！”

光自信还不行，要设法让全厂的干部、工人都信。宋焕威和厂党委书记张友陵商量后，决定一方面派人向上级有关领导同志、有关领导部门说明情况，送上一套可信的资料。另一方面，立即召开全厂的中层干部会议，让大家明了情况，统一上电炉的认识。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只有思想统一了，才能拧成一股劲去拼搏。

在中层干部会议上，张友陵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钢铁产量，历来是衡量一个国家国力的重要标志。上电炉，是发展我省钢铁工业和工农业生产的需要，也是涟钢自身发展的需要。这几年我国钢铁工业发展很快，钢产量每年以300万吨的速度递增。如果我省还停留在120万吨钢，我厂还停留在50万吨钢的水平上，这对我省我厂都是很不利的！至于建电炉的资金，绝大部份靠电炉自产的钢去偿还，基本上不影响涟钢职工的利益。这几年不上电炉，失去机会，涟钢就将失去‘百分之一’这个地位。涟钢人的日子将越来越紧巴。”

1989年5月5日，厂长宋焕威，通过厂电视台，向全厂工人、干部，发表电视讲话。他在近一个小时的长篇讲话中，进一步阐明上新电炉的意义和依据。他说：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钢铁工业发展是快的。但按人均占有钢铁量计算，仍落后于世界许多国家。而我省钢铁工业在全国又是落后的。钢铁工业是重要的基础工业。它的发展速度对其他工业的发展起着制约的作用。同志们，我们不能忘记自己是中国的钢铁工人，自己是湖南的钢铁工人。我们要时刻掂一掂自己肩头上担子的份量，要有一种危机感、紧迫感和责任感！”

说到这里，他发出一声感叹说：“我宋焕威不是有意要给大家出难题啊！如果不上新电炉，只产50万吨钢，大家是有饭吃，我这个厂长也不要担什么风险。但是我们的后代怎么办呢？再过几年，一二千名待业青年的工作问题怎么办呢？更主要的，别人上去了，我们没有上去，就会被动挨打，就会有愧于我们这个时代，有愧于中国钢铁工人和湖南钢铁工人这个称号啊！……”

工会、宣传部门，利用报纸、广播、电视，广泛地对工人群众进行宣传。工会主席萧华峰利用各种机会，向干部、工人做细致的解释工作。很快，厂领导班子的认识，变成了全厂广大工人群众的共识。厂长的“自信”，成为了全体干部、工人的“坚信”。与此同时，他们通过明传电报，把全厂工人干部的这种信念和决心，转达给正在大洋彼岸、地中海边进行拆卸任务的李厥祥等人，鼓舞他们的斗志，期望他们尽快把大洋彼岸的这座钢厂搬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