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够吃啦!不从现在省起,明年的春荒怎么渡过?”停了停,老向感叹地说,“要是每亩田的产量,真的能过纲要,产它个八百千把斤,该有多好!”
老袁沉默了。好像有一条鞭子,在自己背上抽打……
“前两年,我们真是饿怕了。山上的什么东西都寻来吃过了。土茯苓、葛根、树叶子……吃下去,拉不出,只好自己用手指抠。我们这个村里,硬是饿死了好多人。”
老向轻声地说,语调却很沉。
袁隆平的面前,突然推过来一幕。那一天中午,他出外办点事,刚刚走出校门,见马路边围了一堆人。他走近一看,路边横躺着两具骨瘦如柴的尸体。这自然又是饿死的。围观的人,谁也没有吱声,都沉重地低着头,脸上挂满忧伤。
那些日子,每天,几乎都有这一类可怕消息传来。就在这湘西的土地上,一个只有几万人口的小县,这三年间,却有上万人饿死。这一是由于天灾,二是由于人祸。那位搞浮夸的县委书记为此关进了监狱,判了重刑。对于这位搞浮夸的县委书记,被判重刑,是他罪有应得。而对于这么多可亲可敬的乡亲,却付去了无可挽回的损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啦!避免人祸,取决于政治家的开明。减少天灾,却有一份科学家的责任啦!
饥饿启示着他,饥饿拷打着他……
黄昏时分,袁隆平刚刚从地里劳动回来。天下着雨,他披着一件农家蓑衣,下面的裤腿还是打湿了。
雨中,老向扛着一个用塑料布包得严严实实的袋子,走了进来。
“回来了,谷种斢到了吗?”
袁隆平知道,老向这一天,冒着大雨,翻山越岭到八门斢谷种去了。
“斢到了,斢到了。”
老向虽然累得气喘吁吁,却是一脸的喜悦。接着,他放下袋子,伸手抓了一把谷子,送到袁隆平面前说:“粒粒饱满,好种子。”
袁隆平问。
“他们是高坡向阳田,阳光充实。”
“唔。”
袁隆平似乎明白了一点什么,点了点头。
“袁老师,施肥不如勤换种啦!种子对我们作田人来讲,太重要了!”
袁隆平的心呼呼跳动。
“袁老师,”老向又说了。“听说你们正在搞科学试验,要是你们能够研究出一种新稻种,用这种种子栽田,亩产能够打它800斤、1000斤、2000斤,那该有多好啊!我们种一亩田,就能当得两亩田、三亩田。我们就不会饿肚子了。”
“一亩田能产1000斤,2000斤?你莫发梦呓了!”老向的婆娘在一旁插嘴说。
“一千斤!两千斤!”袁隆平在心里重重地打了两个叹号。
农民兄弟的声音,深深地刻在袁隆平的心里了。他觉得,做为一个学农的知识分子,不充分运用自己的知识,为广大尚未摆脱饥饿威胁的农民兄弟,办一、两件实事,那是农学工作者的一种耻辱!
如果说,当年的袁隆平选择学农,是对大自然的热爱,是对花、草、果、木的热爱,有某种盲目性的话,那么,当他踏进安江农校,在不断地与农民兄弟接触之后,心里便有了一个清晰的目标,要用自己的知识,为终日劳作的广大农家乡亲,办一点实事。
每一个人都在现实的社会里生活。
每一个人都摆脱不了现实社会生活的局限。
袁隆平当然也不例外。
五十年代,我们的国家,全面地向“老大哥”学习,农学领域更甚。米丘林、李森科的遗传学说在中国盛行。袁隆平曾经是这一学说虔诚的信徒。
他坚信不疑、坚定不移地按照米丘林、李森科学说进行教学和开展科学试验。
那些日子里,他最早是选择红薯进行无性杂交,把月光花嫁接在红薯上,以此获得一个新的无性杂种:上面结籽,可以进行种子繁殖,以节省大量种薯;地下结红薯,以提高产量。
试验开始了。他把月光花嫁接红薯苗上,嫁接苗很快成活了,生了根,发了芽。但要使其地上结籽,必须短日照。如何遮住这漫天洒下的太阳光呢?学校试验条件有限,根本没有什么遮光设备。袁隆平只好把自己**的被单和垫单拆下来,用墨汁染黑,来为嫁接苗遮挡阳光。
总算有了回报。秋天,袁隆平嫁接的这种杂交红薯,出乎意料结出了大红薯,最大的一蔸重达27斤,爬在地上的红薯藤上,也结了籽籽。袁隆平心里真高兴啊!情不自禁地哼起了他爱唱的歌子:
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
他真希望这种“无性杂种”的种子能代代相传,世世代代地地下结出“红薯王”,藤上结出红薯籽。
第二年,他适时播下了这种红薯籽,期待着秋后的喜悦。然而,等来的,却是令人失望的懊丧。藤上长出来的是月光花,地下也没有红薯王了。
他的这些试验,获得了社会的赞赏。六十年代初,他还被邀请参加了全国农民育种家现场会议。然而也就在这时候,他对自己的“无性杂种”提出了疑问,这无疑也是对米丘林、李森科学说的某些观点提出了疑问:这些年的试验,虽然也结出了一些奇花异果,但不能遗传给后代,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些日子里,袁隆平拼命地在知识的海洋里猎获自己需要的知识。他从一些书籍中获悉,早在1866年,近代遗传学的奠基者、奥地利遗传学家孟德尔,就发表了《植物杂交试验》的论文。他在这篇论文中,提出了遗传单位“因子”的概念;阐明了关于生物遗传的基本规律,即分离定律和自由组合定律;总结和提出了一整套科学的杂交研究方法,开创性地引进和运用数理统计方法,把遗传学研究从单纯的观察和描述,推进到定量的计算分析,为近代遗传学奠定了基础。但这篇论文当时没有引起重视。直到1900年,湮没35年之后,才又被德国的柯灵斯、荷兰的德弗里斯和奥地利的丘歇马克等三位植物学家所发现,所重视,所证实,所发展,从而产生了现代遗传学。
不久,美国遗传学家摩尔根,在孟德尔的基础上,又发展了其遗传学理论,创立了遗传的染色体和基因学说,并因此获得了1933年诺贝尔生物学和医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