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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章 河姆渡遗址有多重要（第3页）

首先是文匯报的高级记者郑忠，这个傢伙又开始搞事了。

消停大半月之后，对方又继续在《文匯报》上发文。

这一次，他也写报告文学，而且標题取得还很有意思——《稻作文明的摇篮——河姆渡》

汪忠勉用《中国稻作起源》来做报告文学的標题，他也有样学样，不仅写一篇报告文学，还取了一个差不多的名字。

更加有趣的是，他报告文学的內容，也开始写群像。

报告文学的主人公是河姆渡遗址发掘队的队长——刘钧！

然而，故事又不是仅仅是围绕著刘钧来写的。

而是从河姆渡遗址的发现到试掘，再到第一次发掘以及第二次发掘，甚至到学术研討会的召开，整个过程都事无巨细的写出来。

这篇报告，除了浙江博物馆歷史部考古人员，还涉及到学界各个领域的权威专家。

其中，就有很多苏亦熟悉的师长。

比如，他们北大的苏秉琦、严闻名以及邹恆几位先生，甚至，考古所的夏鼐石兴邦以及安之敏两位先生都曾去过现场，並且给予高度的讚扬。

郑忠通过对当事人的採访，藉助他们的嘴，把诸位先生的评价都说出来。

甚至，还提及一位苏亦的老熟人——浙农大的游修瓴教授，

对於游教授，苏亦也算是神交已久。

游教授跟华农的梁嘉勉先生一样，后来也成为浙农大的图书馆馆长，但他的经歷跟嘉勉先生又有些不一样，他不是一开始就研究农史的。

他早先在大学里读的是农学院农艺系，这属於现代农业科学，之所以跟农史结缘，还是因为五十年年代淘到一本旧书《齐民要术》，於是他就写一篇文章“从《齐民要术》看我国古代的作物栽培”刊登在《农业学报》，然后，获得农史界石声汉、辛树帜两位老先生的关注，才开始投身农史的研究。

不过，他这个时候，还是在农学系执教作物栽培学，农业概论，带生產实习，又编教材，翻译等，农史研究只是业余的活动。

至於，游教授真正开始研究稻作起源，则跟河姆渡遗址息息相关。

1972年，河姆渡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炭化稻穀和稻米颗粒，考古界对此完全陌生，就请浙农大派专家去鑑定。

然而，当时，浙农大也没有这个方面的专家，唯一讲授水稻栽培课的教授又在外面出差，於是，他就被赶鸭子上架。因为他恰好研究农史，稍微沾边，就被人推荐去了河姆渡。

可以说，游教授后来之所以成为稻作史权威专家，就是从河姆渡开始的。

因此，老先生对河姆渡遗址有著非常特殊的感情。

这也是为何，当初苏亦写文章碰瓷河姆渡遗址的时候，老先生第一个站出来写文章反驳他的观点。

这也没啥事，不管是之前他写文章反驳苏亦的稻作起源“华南说”，还是，前段时间在《光明日报》质疑仙人洞遗址没有形成稻作文明的条件，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都属於学术之爭。

学界，是允许有各种各样的学术观点存在的。

只要有不合理的地方就可以质疑。

態度友好一点的就说商榷，不友好的就直接质疑。

问题不大。

然而，这个过程之中，多了郑忠这个傢伙，事情就变得复杂起来了。

他利用老先生在学术上的能力，旗帜鲜明地反对著苏亦的观点，同样，又利用他在媒体上的影响力，煽动民眾的情绪。

这不，报告的最后，他还引用游修瓴的话，“关於稻作起源有华南、云贵高原、长江下游、黄河下游等不同的观点，我觉得这些观点虽然言之有物，言之成理，但总有说服力不足之嫌，个別的看法显得外行，或者偏狭，抓住一点就发挥，比如出土了两三颗穀粒，年代早些，就推定该处是稻作的起源地，可信度不大。

我觉得起码像河姆渡那样，出土炭化稻穀是与相应的生產、生活工具、居住环境等並存的，再展开涉及到栽培稻的起源和发展阶段的討论，所得的结论，比较有说服力。

若只是就几粒出土稻穀就展开大范围的宏观推论或者结论，显然难以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