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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佛教东传中国后的发展（第2页）

总之，佛教发展至今，寺院建筑已产生多元风貌，为人间增加了许多彩色；凡此适应时代需求而作的改变，都可以看出人间佛教的弘传轨迹。

说到行，更是佛教重视的文化。因为早在佛世时代，如印度僧侣次第乞食，比丘们走路，眼看前方，心不外驰，双臂放平自然摆动，步伐稳重均匀，徐徐而行。

在中国，佛教讲“三千威仪，八万细行”，就是注重行、住、坐、卧都要合乎威仪。所谓“行如风、坐如钟、立如松、卧如弓”，来展现一位修道者由内而外，行仪上的庄严正派。

尤其，佛门特别注重排班的行仪，寺院僧团举凡早晚课诵、殿堂进出都要排班。除了重视走路威仪，也特别讲究要队形的整齐划一。经由这种排班训练，培养对空间、时间的敏锐度，不必争先恐后，这也是人间佛教必要的修行。

说来，现在更应该恢复这种排班的文化，特别是现在社会常有推挤、不排队、公共场合大声讲话，甚至喧哗喊叫等。如果能倡导这种中国佛教的轻声慢语，行走威仪，排班的次第，讲究生活教育，加上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温文儒雅，我们社会就会更祥和有序。

白马寺山门

河南洛阳

中国佛教自禅宗一花开五叶，五家七宗之后，宗派多了，规矩也多了，钟板号令行仪也就更讲究，晨钟暮鼓，各家也都有一定规矩。比丘们出外参学，从这个寺院到那个寺院挂单，彼此寺院拜访问候，以及各个寺院的种种纪念日，诸山寺院也都依丛林规矩行仪，互相往来而不失礼。

生活即修行　佛门礼仪尽现

人间佛教对于生活即修行的重视，完全表现在五堂功课与三餐饮食，佛弟子们行仪如礼的节度中，也因此能获得信徒的恭敬尊重。所谓“举佛音声慢水流，诵经行道雁行游，合掌当胸如捧水，立身顶上似安油”，这许多良好的生活习惯，都渊源于佛陀的行仪教化所致。好比宋代大儒程颐在目睹定林寺众僧入堂，威仪济济的行止，发出“三代礼乐，尽在斯矣”的赞言，则是佛门礼仪受到肯定的最好明证。可以说，中国人的衣食住行生活，受佛教的许多影响。所以，中华文化、人间佛教都与佛陀遥相呼应。当今的教界，特别是佛教的僧侣，对于人间佛教这种至关重要的生活修行，不能不认识它。

所谓人间佛教，就是人所需要的，衣食住行都是人的生活所需，人间佛教也要顾念人的需要，有很多的规章、格式、纪律等，这些对于中华文化的影响，可以说已经水乳交融不容分割。所以，我们更要重视中华文化人间佛教的发展，应该让它回归到佛陀的怀抱，这是当今佛教徒所应该努力从事的工作。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人间佛教的公益慈善救济。

佛教之所以能从印度弘传到中国及世界各地，并让当地人间社会普遍接受，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佛教注重资生的贡献与利众的事业，协助解决人间生活的问题。

当初佛陀为示教利喜降诞于世，所做的就是利益众生的公益事业。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慈善家，也是人类的义工；他没有放过假、从未拿过薪酬，说来现代的义工应以佛陀为祖师爷。

后来的佛弟子依着佛陀教化而行，弘法利生，自利利他。如佛世时的优波离尊者、差摩比丘探视病者，供给医药；给孤独长者、毗舍佉夫人广行布施；频婆娑罗王鼓励全国七千名里长皈依佛陀；乃至后世的阿育王，设立无遮大会、药藏库、福德舍，供给旅人及贫病者药品、食物等。这些都是佛教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的先驱。

佛教东传中国后，古来的高僧大德、历代的佛教徒，也依循佛陀教化修行慈善、服务社会。如：设立义学、植树造林、垦荒辟田、凿井施水、修桥铺路、兴建水利、施粥施棺、经营碾硙、急难救助、设佛图户、长生库、无尽藏院、悲田养病坊等；所谓“弘法是家务，利生为事业”，举凡一切能利益众生的教法，都是佛弟子应做的本分，是菩萨道的实践，也把人间佛教推动到社会大众之中。

以下试列举说明。

佛陀建立僧团教育弟子，是佛教第一个义学。他行化各处时，随机开示教导民众，就是佛教社区教育的开端。中国过去的僧侣学识丰富，被认为是社会的老师，许多文人学生经常前来请教释疑；寺院也开办义学、私塾、学堂，礼请名师大德讲学，甚至殿堂就是学生的教室，藏经楼相当于图书馆，供应十方学人、社会文人士子读书环境，丛林寺院成了思想智慧的场所。

历代以来，有不少状元进士就是在寺院寄读完成学业。例如：唐朝贤相狄仁杰，进士杨祯、李端、王播，宰相李绅、徐商、韦昭度等，以及“茶圣”陆羽自幼在寺中成长，后来撰述了名传千古的《茶经》。

又如宋朝大臣王安石、范仲淹、胡瑗、吕蒙正，年轻时曾在寺院挂单苦读有成，乃至当代蒋中正先生也在浙江雪窦寺读过书，梁漱溟投考北大落第，住在寺院苦读研究佛学及印度哲学，被北大校长蔡元培欣赏，破格取得北大教职与荣誉。

此外，书院的创立也受佛教丛林的影响，如著名的岳麓书院，最早就是由智璿等两位法师所设，南宋理学大师朱熹曾在这里讲学，元朝以后的书院成为乡学，也是人才培养的地方。这些都是受到佛教义学之风的影响，而有助于社会教育的发展。

佛教自古以来就注重环保生态，对于山坡地的保育、森林的保护功不可没，语云：“天下名山僧占多”，这不就是一个实例吗？历代出家人披荆斩棘，开山建寺之后，就重视植树造林，涵养水源，不仅美化环境，尤其加强水土保持，防治自然灾害，同时生态也获得保护。

这许多僧侣：如宋朝的衡山福严禅院省桥长老，率领徒众环院百里种杉十万棵；无准师范于住持的径山寺，植松杉数百万株，以及知名的临济禅师栽松，不仅庄严山门，也留予后人典范。又如明远大师种植松杉楠桧一万株，消除泗州水患；明僖禅院希问禅师，捐衣钵募款，植松柏数千，以煞水势。至今许多千年古寺像北京的潭柘寺、戒台寺等，古木参天，令人发思古之幽情，所谓“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这些都成为珍贵的自然遗产。

佛教东传，中国禅宗有谓：“马祖创丛林，百丈立清规”，寺院有了垦荒辟田、自耕自食的农禅生活。其垦荒辟田，多以山田和海涂田为主；如象山永净法师曾开垦山田三百亩；佛日普光禅师开辟良田千亩，岁收增加千斛；道楷禅师废湖为田，增加农作；浙江天童寺开垦海涂田，增加岁入三千斛……这许多寺院，不但自给自足，也带动了地方建设。

中国以农立国，人民以米食为主。过去农村靠人力舂米，费时费力，唐宋时期，寺院开始设立磨坊、碾米场等。例如明州天童寺、麦积山胜仙寺、崇果院，都设置了水碓硙；台州惠安院、楞伽院，也都各有设置，不但嘉惠了当地民众，也方便了寺院本身。甚至也有寺院设立制油厂，帮助了寺院的收入，也增加了农业经济价值。

过去天灾、战祸、人为等因素频发，百姓普遍贫穷。佛教除了扮演精神上的导师，更是生活救济的依靠。佛教寺院对于济贫事业更不遗余力。

那灿陀寺遗址舍利弗塔

印度比哈尔邦

像隋朝昙延和尚施米，贫民聚集寺院，甚至皇帝出面解决米粮问题；唐朝僧人智聪在栖霞寺，募集米社，救济百姓；此外有德美、慧震、法云、灵润等法师成立悲田基金与施食道场。

佛教的济贫事业，像北魏时期，昙曜创立“僧祗户”，用缴交的谷子“僧祗粟”，大家共同储蓄，作为解决饥荒时期赈济饥民之用。此外，还有寺库、解典库等，都是为救济贫民灾户设立的福利制度。

甚至到了隋朝三阶教信行禅师，创设的“无尽藏院”，举凡金钱、稻米、粮食、灯油、衣服等都可以无息借贷，乃至后代设立“磨坊”等，都是类似的概念，与现代的农会、合作社，甚至当铺等相近，都受到广大人民的肯定，带动社会各阶层布施供养，利于济贫。

天童寺佛殿

浙江宁波

像“长生库”的设立，也可以说是佛教为了便民利国的金融事业，称佛教为当铺祖师亦不为过。只是佛教创典当的制度，不同于今日一般高利放贷，赚取利息。佛教本着取之于十方、用之于十方的精神，把社会的净财做一个集中，再一次发挥其整体的力量，回馈于社会，解决人间问题，这才是人间佛教的根本精神。

佛陀是人间的大医王，僧侣就是人民的护士与依怙。过去，有许多高僧对医学多有研究，从事行医救人，如佛图澄、竺法调、竺法旷、昙衍、昙鸾等等，都有许多贡献。此外，南北朝时期，寺院设有福德舍、六疾馆、孤独园，到了唐朝设悲田养病坊、疗养所等，宋代也有福田院等，这许多都是为广大的贫病穷者所作的善行。

佛教徒经常自发地在路旁施茶、点灯，让行路的人得以解渴，获得指引。除此之外，过去因为取水不便，寺院也经常修筑泉井，提供民众汲水饮用、洗涤。像吴越时期的德韶禅师在杭州吴山凿井，解除旱渴；唐朝慧斌法师在汶水开凿义井报答亲恩，澄观法师在江宁普慧寺凿井供众……这些都是嘉惠民众的利行。

除了凿井，与水有关的公益善行就是兴建水利。像宋朝福州维溪法师在长乐县绵亭洋，以九年时间，截了十二脉小溪，筑堤八一〇丈，灌溉四十顷的农田；师振法师发起劝募，筑堤九百余丈，经过十一年，灌溉二十多顷农田。此外，宋代衡岳寺纯粹长老率僧众开凿石渠，引水灌溉，解除了旱象；甚至今日西湖景区，佛教徒白居易、苏东坡担任太守时，陆续修筑“白堤”“苏堤”，不仅改善水利，“苏堤春晓”也成为闻名美景。这些公共建设都与佛教有所因缘。

福田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