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许多呈现人间佛教样貌的作品,有的虽然随着时代慢慢消逝,也有许多精品流传在各个博物馆中被列为珍品。像近代张大千先生,他曾在敦煌临摹有二三年之久,而溥心畲先生,他们的佛教相关作品,如今已价值连城。
佛光山曾获张大千先生赠送《墨荷》一幅,在为了办大学举办的义卖会上,为远东集团徐家收藏,所得就作为办学之用了。另外张大千的一幅《观世音菩萨》,有人甚至出资五千万想要请购,我们舍不得割让,现在还保存在佛光山可以展出的数十种文物之中,成为佛光山镇山之宝。
佛教的艺术也不只是从硬件上表现,对于软件的呈现也相当重视。像渔山的梵呗、唐代的说唱传教,都是中华文化里的一绝。
渔山梵呗,相传为三国曹子建在渔山这个地方,听到海潮的声音可以与天人的歌唱比美,爱好音乐的曹子建,便把这许多海潮音、天乐结合的声音记录下来,成为佛教现在的梵呗。
梵呗有所谓四大祝延、八大香赞,六句的短唱,像《炉香赞》;八句的吟唱,像《三宝赞》等,那许多赞咏的各种腔调,让人听了感到**气回肠,意境美不胜收。可惜,在太平天国后,又经历各种劫难,让这许多音乐,在逃难的生活中流离失所,几乎成为绝响。幸而,几位善于唱诵的人士来到台湾,我把它们录制成唱片、录音带,而保留下来。后来我们又把它带回内地;现在,这许多梵呗歌唱已经在很多地方响彻云霄。
这许多音乐,在晨钟暮鼓中悠扬回**,几年前,由佛光山主办的“中华佛教音乐展演团”,结合两岸佛教四大教派,共同在世界上巡回演唱,获得听众一致的赞美。
当然,说唱的布教,在敦煌石窟里,被保存在八相成道、天女散花、目连救母等经变俗讲的篇章中;不过,现代的佛教随着时代发展,逐渐用歌声代替了说唱。像佛光山在台北国父纪念馆弘法布教,连续30年不断;在香港体育馆,也有20多年的弘讲,都留下这许多说唱的内容。说唱的人间佛教,把佛法普及社会各界,有很大的效应,应该要继续发扬。
除了上述内容,佛教建筑与雕刻之美,也是艺术的典型代表。可惜,现代大陆有关单位多把佛教的古刹丛林作为观光景区,并且收取门票,让佛教与商业挂钩。假如让这许多媲美宫殿之美的庄严宝殿、精舍、高塔、亭台楼阁等,回归佛教寺院教化的功能,会更显得超然净化。尤其佛教园林艺术,寺院的层层叠叠、雕梁画栋,更呈现群体建筑之美。
最近在佛光山有所谓“三宝山”,代表“佛宝”的佛陀纪念馆,除了一〇八公尺的铜铸佛像,还有八塔相伴,以及本馆里有十几个艺术展场。配合各种树木花草装点,吸引前来观赏者一年有千万人之多。
尤其代表“僧宝”的佛光山,早期虽然建筑经费困难,大雄宝殿、丛林学院、宝塔、庭园逐渐完成,也显得美不胜收。最近代表“法宝”的藏经楼即将完成,前来观赏的人都叹为稀有。佛法僧三宝的建设,这也算佛光山的僧信二众对人间佛教的一大贡献了。
榆林窟第25窟观无量寿经变相之舞乐
中唐(766—835),壁画,甘肃瓜州县
再谈到中国的戏剧,其中以“昆曲”最为有名。它发源于元末苏州昆山,后来发展出各地的戏剧,如京剧、豫剧、粤剧等,而有“百戏之母”的称号。其实,昆曲来自明代智达法师写的《归元镜》,这些与佛教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许多戏剧,多反映现实生活与理想,发挥了教忠教孝的精神。可以说,除了正规的学校教育之外,戏剧成为民间社会教化很好的体裁。所谓人间佛教,秉持着佛陀教化的理念,借着不同的形式,发挥净化人心社会的功能。像一部《释迦传》,就以歌剧、电影、小说、广播、舞台剧等流传全世界;还有许多忠孝节义的典故,也随着佛教的戏剧、舞蹈、音乐不断传播,启迪人心。
此外,光是在台湾,就有二十六支敦煌舞蹈团经常演出,可见敦煌舞在世界上的影响。最近,大陆残疾人艺术团的聋哑人士演出《千手观音》,可以说到处轰动。不仅是他们的荣耀,甚至让中国人以他们为荣,其优美精彩的表演,整齐划一,动作典雅,无不令观众赞叹不已。
谈到武功,自然会想到少林寺,相传少林拳术为达摩祖师所创,开启了武术在中国的地位,并且影响中国武术的发展。它也不只是表现力道,尤其精神、姿态,和所谓“一指禅功”、“般若神掌”等那许多动作,都呈现内在修养、道行的表达,有其让人尊敬的领域。过去,少林寺的僧人行侠仗义,主持公道,保家卫国,为世人所称道信赖;我们希望少林寺秉持过去先贤大德的武德,再做人民的护法长城。
综上所说,人间佛教的艺术成就对国家社会的贡献、人性的开展、教育的提升,乃至中华文化的传播,在世界上可以说无不受人尊重。以上所述人间佛教艺术的成就,挂一漏万,只能表达点滴的意见,希望在复兴中华文化的现在,要知道佛教艺术之美,是中华文化里取之不尽的宝藏,应该好好地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最大的希望。
自古以来中国的文人学者一向备受礼遇,在社会上享有极高的地位与尊崇,因为他们的发言往往具有举足轻重的舆论力量,尤其文人的一支笔可以横扫千军万马,因此不管对当代乃至后世,都能在无形中发挥一定的影响力。
就拿佛教在中国的弘传来讲,之所以能与儒家思想融和,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此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不容忽视,那就是历代有许多文人,他们感于佛教深富人生哲理,佛教在人间的流传与现实人生有很密切而重要的关系。例如,佛教讲因缘果报、无常苦空、三世轮回等,这些阐明宇宙人生实相的微妙义理,不但可以解开人们对生命的迷惑,满足他们对真理的追求,并且开阔了他们的思想领域与创作空间,所以历来不少文人受到佛教博大精深的教义影响,写下名垂千古的不朽著作。
双林—寺叶观音菩萨像
明代(1368—1644)泥高134厘米·山西平遥
虎溪三笑图
轴,一九四五年,傅抱石(1904—1965),纸本设色,高136。5厘米,宽36。4厘米,江苏,南京博物馆藏
最为大家熟知的,如干宝的《搜神记》、吴承恩的《西游记》、曹雪芹的《红楼梦》、刘鹗的《老残游记》等,都可以看出当中的佛教思想浓厚。这些家喻户晓的旷古之作,不但为中国文学增添光彩,同时也间接地帮助人间佛教在民间的传播。甚至可以说,佛法丰富了文人的生命,开拓了文学的新面貌,而文人学佛则助长了佛法的宣扬。
首先,中国古代最具文才的终身太子萧统(昭明太子),他是南朝梁武帝的长子,从小秉性仁善,聪慧过人。深受父亲影响而学佛,不但受持菩萨戒,持戒严谨,且遍览众经,深究教旨。曾撰《解二谛义》,论著佛法,《金刚经》的“三十二分则”就是由他所作。
可惜昭明太子英年早逝,未即位就在31岁时去世。不过同一时期的文学评论家刘勰,当过昭明太子的东宫通事舍人,太子死后便依止在大学僧僧祐座下,十余年间协助僧祐编定《出三藏记集》十五卷,这是中国佛典目录的名著。他撰著《文心雕龙》十卷,与钟嵘《诗品》并称为中国文学批评典籍的双璧。书中多取佛教的教条,以建立文章的体例,至今仍为学界所看重。晚年出家,法号慧地。
其次,东晋陶渊明,因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辞官归隐田园。他的诗篇清新自然,具有文学的意境之美,同时蕴藏浓厚的佛教思想,如“皎皎云间月,灼灼叶中花。岂无一时好,不久当如何?”诗中充满了无常的感慨,可见佛教对他的影响匪浅。据说他时常到庐山东林寺拜访慧远大师;有一次,又与道士陆修静相约造访,归途中三人谈笑而行,送客的慧远大师不自觉间险些跨越自我禁足的虎溪,留下“虎溪三笑”的美谈。
布袋和尚图
轴,明弘治十六年(1503),绢本设色,高169。8厘米,宽97。8厘米,美国麻州,波士顿美术馆藏
同样与慧远大师时相往来的南北朝诗人谢灵运,他笃信佛教,极得大师赏识,因此邀他撰写《佛影铭》。另外,他与道生大师也是交往密切,对道生主张的“顿悟说”极为服膺,因此撰著《辩宗论》以阐释顿悟之义。后来又因乌衣寺慧睿法师精通梵语,于是前往请益,因而会通众音异旨。
当时正值《大涅槃经》初传中土,由于品数疏简,文义艰异,初学者难以深入通晓,他便发心与东安慧严、道场慧观等人共同着手改订,是为三十六卷本的南本的《大涅槃经》,使得涅槃之学、顿悟之说得以弘布于当时。谢灵运一生对佛法的宣扬,可谓贡献良多。
“文起八代之衰”的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初时宣扬儒家思想,主张“文以载道”,反对佛教与道教。后来因谏迎佛骨,被贬到潮州任刺史,曾去拜访大颠禅师。定中的禅师如如不动,侍者在一旁说:“先以定动,后以智拔。”韩愈闻言赞叹:“我已于侍者口边得到消息。”后来经常参禅访道,受到佛教感召,忏悔过去所作所为,从此对佛教不再排斥,反而赞扬有加。
和韩愈同为古文运动领导者的柳宗元,自幼信佛,不但以诗文宣扬佛法,并作《东海若》阐释净土法门。当时南方许多高僧大德的碑铭之文,多为其所作,如六祖惠能大师碑,就是出自其手。
被誉为“苏门三学士”的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同时名列唐宋八大家,而且全家都信佛。父亲苏洵虽以儒学为宗,但不仅不排斥佛教,甚至结交名僧圆通居讷和宝月大师惟简。苏轼本身更是才华纵横,但仕途坎坷,曾多次被贬,因此他的诗文经常流露出对佛法的体悟。他跟佛印禅师往来留下“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的公案,流传千古。
他访庐山东林寺常总禅师,对谈中有悟,赠诗偈一首:“溪声尽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颇具禅境,至今仍脍炙人口。佛门诵念的《瑜伽焰口》中的召请文,相传也是苏东坡所写。文中他对六道众生的慈悲,对生命的平等关爱,充分显现佛心体察众生疾苦的人间菩萨性格。
同样是唐宋八大家,且被欧阳修赞为“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的王安石,早年皈依三宝,与蒋山觉海禅师交情深厚。他以宰相的尊位,时常向士大夫们宣扬佛理。尤其受到佛教思想影响,他认为“没有一定的权威与不变的教条,但要对现实有正确的评估”,因此在神宗时实行变法维新运动。他提倡“均输法”与“青苗法”,都是在解决人民税捐及农民被剥削放高利贷的问题。可惜当时积弊太深,他虽有人间佛教福国利民的思想,却不为时人所接受。晚年辞官归隐,专心于写作赋诗,创作出许多名留千古的诗偈,又读《楞严经》有所开悟,后舍家宅为寺,茹素修行终其一生。
鸟窠与白居易
台湾高雄,佛光山寺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