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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佛教东传中国后的发展（第5页）

在唐宋八大家之中，几乎个个都曾历经贬官之祸，饱尝人生的颠沛流离之苦。其实“宦海浮沉”，自古皆然，只是人在仕途得意时，往往危不自知。唐朝大文豪白居易，任杭州太守时，有次去拜访鸟窠道林禅师，见禅师以树为居，于是说：“禅师住在树上，太危险了！”

禅师回道：“太守！你的处境才非常危险呢！”

禅师说：“薪火相交，纵性不停，怎能说不危险呢？”

白居易言下若有所悟，便转个话题又问道：“如何是佛法大义？”

禅师回答道：“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

白居易听了感到很失望，就说：“这是三岁孩儿也知道的道理呀！”

禅师说：“三岁孩儿虽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

一句话点醒梦中人，白居易从此皈依在道林禅师座下。他曾发愿以今生世俗文笔之因，翻为来世赞佛乘、转法轮之缘。晚年尤其醉心于念佛，尝作《念佛偈》云：“余年近七十，不复事吟哦，看经费眼力，作福畏奔波。何以度心眼？一声阿弥陀。行也阿弥陀，坐也阿弥陀，纵然忙似箭，不废阿弥陀……普劝法界众，同念阿弥陀。”学佛有得的心境表达无遗。

梁武帝像

轴，绢本设色，高76。8厘米，宽56。4厘米，台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北宋时代，文人吕蒙正与范仲淹都同样曾经寄住于寺院。吕蒙正是北宋第一位状元，曾在宋太宗、真宗时三次出任宰相，有“贤相”之誉。当他未得志时寄住寺院，二十年后拜相显达，他不忘寺院之恩，回到当年的寺院，并于每晨起来礼佛祈愿：“不信三宝者，愿勿生我家。愿子孙世世食禄，护持佛法。”吕蒙正这种蒙恩不忘报的精神，以及对三宝的坚定信仰，正是人间佛教最珍贵的美德与传家宝。

范仲淹曾说过“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并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言闻名后世。他在年少时曾在寺院寄读，出仕后，亲近承古、圆悟等禅门高僧，也曾问道于琅琊慧觉禅师，言下有悟，道业日进，并且得法。范仲淹一生尊崇三宝，每到一地则造寺度僧，尝舍宅为寺，寺名天平，并且创置“义田”，泽被族人。

盛唐素有“诗佛”之称的大诗人王维，平生奉佛，长年茹素，并以“摩诘”为号。此乃取典于《维摩诘经》，可见他崇佛虔诚。曾皈依菏泽神会学禅，并曾师事道光、普寂、义福等禅师。他的诗精致巧妙，颇具禅味，像《鹿柴》的“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诗中“返景”“空山”即是透过鹿柴深林傍晚的景色，表现佛教寂灭无常的心境。

王维的母亲崔氏，笃信佛教，往生后，王维为纪念母亲舍宅为寺。自己晚年信佛更加专诚，每日鱼磬为伴，经书为侣，过着无异于出家人的修道生活。临命终时，预知时至，并作书遍寄知友。

宋代文学大家黄庭坚与佛教也有一段特殊的因缘。

他善于诗词文章，好作艳词，为时人所传诵。一日，黄庭坚拜谒圆通法秀禅师，禅师正色地告诉他：“你的文章辞藻华美，文约义丰，难道只甘于做这种惑人耳目的文章吗？”

镰仓时代（1185—1333），绢本设色，高135。1厘米，宽59。9厘米，日本东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当时，有一位画师李伯时擅长画马，禅师曾告诫他，如果每天念念于揣摩马态，只怕他日要投生马胎为畜生。李伯时一听，从此收拾画笔，不再画马。黄庭坚知道这件事，因此笑着对禅师说：“难道你也要告诫我，他日恐会投胎马腹之中吗？”

法秀禅师说：“你以绮语拨动天下人的**心，只怕将来要堕入地狱泥犁中，而不只是投生牛胎马腹而已呢！”黄庭坚一听，幡然悔悟，立即忏悔谢罪。

后来又经灵源惟清禅师等善知识的激励，尽摒旧习，锐志学佛。曾作诗一首：“我肉众生肉，名殊体不殊。原同一种性，只是别形躯。苦恼从他受，甘肥为我须。莫教阎老断，自揣应如何。”充满护生的思想。

晚年黄庭坚筑精舍于涪滨，专修净土法门。他所作的诗文，流行于日本足利时代的五山僧侣之间，对日本汉文学史的影响颇巨。文学无国界，诚不虚言。

文学是人类感情、思想的发抒，一篇好的文学作品，除了要有美丽动人的文采与扣人心弦的情节以外，更要在思想、理念的传达上，发挥教化世道人心、陶冶人格性情，导人向真、向善、向美的功能，所谓“文以载道”，正说明文人负有以文字教化人心的使命。

佛法之所以能够超越时空，利益人心，历久弥新，毫无疑问的，文人的妙笔应该是传播佛法的重要媒介之一。

佛教传入中国后，受到历代帝王的推动、护持，佛教得以在中国生根发展。从东汉明帝、吴国孙权、南朝梁武帝、北魏孝文帝、隋文帝、唐太宗、武则天、宋太祖、清朝的康熙帝、雍正帝、乾隆皇帝等等，都对佛教在中国的弘传有着重大贡献，尤其在隋、唐两代，开展出中国佛教史上最兴盛的一页。

这当中，也有皇帝舍弃王位出家为僧，如梁武帝、唐宣宗、清顺治皇帝等。又如在云南的大理，从南诏时期，隆舜王把佛教尊为“国教”，到大理国时代，二十二位皇帝中就有十位出家，上至国王下至庶民都以出家为荣，全民笃信佛教。乃至慈禧太后也欢喜人家喊他“老佛爷”，可见大家都以在佛教里有一个名号为殊荣。这许多帝王以佛法治国，推动人间的政治，推行人间的佛教。

龙门石窟第1280窟奉先寺虚舍那佛像

唐上元二年675），石，河南洛阳

而历代高僧大德，虽不像帝王将相直接掌政，但爱护国家之心是一样的。他们心系国家社稷的安危，关心庶民百姓的忧悲苦乐；或以国师身辅佐皇帝，或现宰官身为国献策参谋。如南朝刘宋“黑衣宰相”慧琳法师，受文帝信任入京问政，为出家人在朝为相辅佐国事的先例；北魏道人统法果法师，受北魏太祖、太宗倚重，时常请为咨询国事；宝志禅师为梁武帝国师，唐朝慧忠国师受三朝皇帝礼遇，综观历代担任国师者不只百位以上。他们以出世的心做入世的事业，辅佐仁王治国，让君王感到安心，更能为国家社稷奉献心力。

第一位对中国佛教影响深远的皇帝是东汉明帝（即汉光武帝刘秀的儿子），他派遣使者，迎请佛教到中国来，敕令建寺、尊重佛教，正式开启佛教在中国流传的历史。

五胡十六国时期，佛教于北方发展兴盛，以佛图澄、道安、鸠摩罗什大师等，受到胡人君主护持、推崇，让佛教普及，弘法布教贡献最大。如：佛图澄以神异行持感化嗜好杀人的石虎、石勒，被尊为国师，为国家军事献策，救了多少生灵。石勒更将宫里的幼童送到佛寺学佛，每逢四月八日佛诞节，亲自到寺院浴佛祈福，全民信奉佛教。

道安大师劝谏苻坚休战，受苻坚礼请回长安，致力经典翻译、注疏，并制定僧团规矩；韩国、日本有佛法，也是从苻坚赠送佛像、佛经开始。

后秦君主姚兴礼鸠摩罗什为国师，设立中国第一个国家译场，罗什流畅典雅的翻译，为佛教义理的传播带来空前的贡献；姚兴敕命罗什的弟子任僧正、僧录（等于今日佛教会的领导人）等职务，这是中国佛教僧官制度的开始。

说到“僧官”的设置，主要因应国家政治、社会发展，由国家任命德高望重的高僧，给予官职、俸给，从事纠察违戒失职的僧众，协助国家推展人间佛教。后秦称“僧正”，意思是须先自正然后才可以正人；南北朝以后，历代承袭制度，名称有所变更，如从唐朝以后，有僧正、僧录司、大僧正、左僧录司、右僧录司等不同官名，他们的地位相当高。

到了南北朝时期，素有“皇帝菩萨”之称的南朝梁武帝，是中国第一位以转轮王理念治国的皇帝，他撰写《断酒肉文》，为中国佛教僧侣素食戒律的开始；受持菩萨戒时，有四万八千人跟随受戒，也是第一位出家的皇帝，通达佛教教理，常为四众讲经，著有《涅槃经》《净名经》等义疏百卷，今天我们常礼诵的《梁皇宝忏》及《水陆仪轨》，都与梁武帝有关。

北朝时期历经二次毁佛事件，伤害佛教相当大，后由魏文成帝、献文帝、孝文帝、宣武帝等复兴佛教事业。其中，文成帝命昙曜担任“沙门统”，执行开凿云冈石窟，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佛教艺术石窟，2001年入选“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骄傲。献文帝虽在位仅有五年，但他在平城建寺、造佛塔，在城中呈现了“佛教都市”的景观。

这让我想到位于北京的潭柘寺、戒坛寺（戒台寺），建筑时间比北京城还早，所谓“先有潭柘后有北京”。过去恢弘堂皇的原始风貌，虽然至今无人修复，但雄姿还伫立在北京城的郊区，可见得当时人民对佛教的信仰虔诚，以及佛教与国家建设的相互关系。未来假如能复兴起来，在全世界的文化里，可以说是“文化宝库”。意思是假如把它庄严起来，全世界的人都会来朝拜。

进入隋唐，中国佛教达到最兴盛成熟的时代。隋文帝人称“佛教皇帝”，兴佛治国，造寺抄经，启建舍利塔八十三处之多，为中国佛教史上的巨擘。他自幼在般若寺成长，抚养他的师父智仙比丘尼圆寂后，还为其筑宝塔，并作传纪念，此塔至今还伫立在南京栖霞山寺内。

隋文帝的儿子炀帝，虽然受到了历史评价不一，对佛教却相当尊重护持。他敬僧迎僧，建立道场，弘扬佛教，在未登基前，礼天台宗智顗大师受菩萨戒，法号“总持菩萨”，后颁赠他“智者大师”尊号。